文物保护法2022考古学的诞生
2014年“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在一锤定音之前，有国家提出异议。中国国家文物局就此要求考古界拿出“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实物证据
其实，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已获得多次实证，但方法主要是观察。如何在炭化、灰化、泥化、矿化的遗迹遗物中，找到丝绸的痕迹？这便需要科技的力量。“寻丝之旅”就是要于无形处觅丝踪，这也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追溯
大约5500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称作中原的地方，一个村落里，一个孩子夭折了。按照惯例，人们在小身体外包上一层丝罗，放进一只尖底陶瓶，再在上面倒扣上一只陶罐，形成一具小小的瓮棺，然后让他入土为安。
又到了大约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如今称作成都平原的地方，一座城市里，人们在西南角挖了大坑，放进金器、青铜器考古学的诞生、陶器、玉器和丝绸，可能还放了一把火，然后填平。
再到800多年前的某一天，在被后人称作南宋的皇朝治下，一艘木质商船从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泉州扬帆启航。它是福建制造的“福船”，尖底、窄头、宽尾，其船体是多重板结构，分有多个水密隔舱，抗风强，吃水深，据说能装七八十万斤的货物。它满载着瓷器、铁器和丝绸，寄托着船东货主的财富梦想，不料沉没在珠江口与雷州半岛之间的南海海域。
古棺、古城、古船，三个故事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元素：丝绸。但是，在古迹重见天日的时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土蚀、火焚或水浸，早已使丝绸化为乌有，让人无法想象曾经的光泽文物保护法2022、柔顺和丝滑。而多年来，一批科技考古工作者的“寻丝之旅”，就是要于无形处觅丝踪。
2014年6月，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这个会议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这届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在一锤定音之前，有国家的代表提出了异议。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国际古代纺织品研究中心（CIETA）理事赵丰回忆说：“他们说本国的丝绸比中国更早，但那用的是野蚕（柞蚕、蓖麻蚕等）吐的丝，而不是家蚕（桑蚕）。全球公认的蚕桑丝绸业的起源就是中国，像‘养蚕业’在英语里就称作‘sericulture’。其中，‘seri’就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对中国的称呼‘Seres（丝之国）’。而‘culture’一词是要有人的作用，才能称为‘culture’，野生的、采集的，都不能算作‘culture’。”
本来不是事的事，有了插曲还是要重视。凯旋后，国家文物局就要求考古界拿出丝绸起源于中国的确实证据。而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就依托中国丝绸博物馆，成立了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这个任务自然也落到了基地身上。
事实上，在中国现古学诞生以来的100年间，田野考古已经获得“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多次实证：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带队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考古学人首次独立带队在中国进行的考古发掘。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枚形如花生壳的黑褐色物体。后经辨认，它居然是被割掉一半后剩下的“半个蚕茧”。“半个蚕茧”现藏于台北故宫文物保护法2022，它所属年代学界仍有争议，一般认为已有6000—5500年的历史，是人类利用蚕茧的实证。
1934年，学者慎微之在家乡浙江湖州的钱山漾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原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钱山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绸片、丝带、丝线，其中的绸片和丝带被确认为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距今有4400—4200年的历史。这是长江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文物保护法2022。
1981—1988年，郑州市文物部门对荥阳青台遗址进行了6次发掘，在数个瓮棺中发现了灰白色的炭化丝织物，距今已经有5500年的历史。这与“半个蚕茧”一样，也是黄河流域出现丝绸的实证。
而就在去年，同样在山西夏县，考古工作者对师村遗址进行发掘时，又找到了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
“田野考古找到了众多丝绸起源的实证，鉴定的方法主要是观察。”赵丰说，棉、毛、麻、丝是人类使用最久的四种天然纤维。在史前时期，棉不太可能传到中国，毛主要在边疆使用而不在内地，而区别麻和丝就要看它们留下的印痕：用显微镜放大来看，从纵向看，麻留下的印痕粗糙，丝留下的印痕光滑；从截面看，麻的截面是散乱的，丝的截面则是一个三角形，而且，“家蚕丝的截面是钝角三角形，野蚕丝的则是锐角三角形”。
但是，寻丝的时间追溯越久，遗迹遗物完整保存的可能性就越小。在那些炭化、灰化、泥化、矿化的遗迹遗物中，还能不能找到丝绸的痕迹？这就更需要科技的力量。
2017年，在汪沟遗址的两具瓮棺中，从土样里检测出了丝蛋白的信号，由此一锤定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绸实物
氢、碳、氮、氧，四种元素的原子，按照不同的分子结构，结合成18种氨基酸考古学的诞生。18种氨基酸再按照一定的序列，连接成肽链。肽链再经过β折叠、α螺旋……形成了丝蛋白，丝蛋白外再裹上一层丝胶——蚕丝的本质就是一种天然高分子蛋白类化合物，而蚕就像是一座有生命的小小的生物反应器。
桑蚕——春的蕴藉，终究难以抵挡世间千年的风霜。古往今来，无数的丝绸经历了从丝蛋白、肽链、氨基酸再到更简单的元素的降解过程。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在丝蛋白的降解产物中找到它曾经的痕迹。
“其实这项工作我们在2009年就开始了，当时是为了寻胶。”赵丰的同事、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娓娓道来。
当时，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了一批北宋纺织品，有的运用了印金工艺，即将金泥与明胶调和，在丝绸上描画。但是过了1000年，这批纺织品都吸饱了水分，胶质已经流失，如何证明丝织品在描金过程中用过胶？
中国丝绸博物馆等机构的科研人员想到过多种方法。做元素分析，胶质已经流失；做质谱分析，文物上污染物太多，分析出的噪音太多。后来，他们想到了免疫法。这个方法曾被美国盖蒂研究所用于古埃及壁画上，找到了古埃及人在颜料中使用蛋清的痕迹。
免疫学的原理每天都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发生，并被人们有效运用。细菌、病毒等有机物质进入血液中，导致血清产生抗体。这些导致抗体产生的有机物质则被称作抗原。从血液中检测出传染病的抗体，是医生的重要技术，而我们注射疫苗后，体内也会产生相应抗体。
通过免疫法，研究人员在这批宋代纺织物上找到了胶的痕迹。能找到“胶之痕”，同样的办法也能找到“丝之痕”。随后，中国丝绸博物馆等机构开始了名为“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的研发。研究人员找到丝蛋白中的特征片段，以这种分子标志物在兔子身上制备抗体。抗体和抗原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抗体的任务就是去史前遗址寻找抗原，也就是丝绸的分子标志物。
2016年，免疫法技术在“南海一号”的一个船舱里找到了丝蛋白的信号。船舱原被淤泥塞满，大家以为是个空舱，但是就是这个空舱里的发现消除了“海丝无丝”的困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千帆百舸，当然装载着丝绸。
2017年，这项技术又在汪沟遗址的两具瓮棺中，从土样里检测出了丝蛋白的信号。研究人员先用显微镜观察土样，看到了纺织品痕迹，再用土样做免疫学检测，由此一锤定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丝绸实物。
2021年3月，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要项目工作进展会议在成都召开，现场揭晓三星堆遗址重大考古发现。其中一点，就是多个祭祀坑里都找着了丝绸痕迹。在一件青铜器的表面，免疫法找到了曾经附着的丝绸文物保护法2022，显微镜也看出了丝绸的结构——这是有抑菌效果的铜离子立功了。而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免疫法同样找到了强烈的丝蛋白信号。
几经改进，这一技术的核心部件，是一支形如验孕棒的试纸。周旸说，如果丝蛋白的信号过于微弱，她们还可以采用电化学的方法，即用电能将信号予以放大，敏感程度达到皮克级。皮克，也就是1万亿分之一克。
“抗体阳性”，在医院的报告单上，这样的结果或好或坏。而在丝绸考古现场，它只代表着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无论年代如何久远，遗物如何衰朽，其间一定有过丝绸。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用今天的蚕丝蛋白制成的抗体，能够高度灵敏地检测出5000年前相对应的抗原，也就是说，5000年前的蚕丝蛋白和现在的并无二致文物保护法2022，先民在5000年前饲养的桑蚕，繁衍至今。周旸说，这与西南大学等单位之前对桑蚕基因组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2015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项目，分别在荥阳青台、汪沟和巩义双槐树等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展开工作。目前，相关研究还在继续。周旸说，他们希望找到最早的缫丝作坊，还会在长江流域“寻丝”。
今年8月底，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在杭州举行了一次成果鉴定会。专家认为，中国丝绸博物馆等单位完成的“考古现场纺织品（丝考古学的诞生、毛）文物免疫检测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成果，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最近，周旸等人的团队又在美国化学会(ACS)主办的全球分析化学顶尖期刊《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发表了相关论文。
“研究的竞争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是比拼谁的数据库更完备，第二层是比拼谁的设备更先进，第三层是比拼谁的理念更出色。”回顾免疫法技术的研发，周旸表示，“寻丝”是她所喜欢的第三层比拼。
但是，这还不是驱动他们“寻丝”的全部动力。最为本真的动力，或许可以从她的另一个问题看出端倪：“我们有没有想过，在史前时间，蚕可能是一种害虫？”
确实，在远古时代，野蚕食用桑叶，可能会导致桑葚减产，而桑葚至今仍是人们喜食的一种水果，在过去的荒年还可充饥。
“野蚕是非常‘高冷’的动物，喜欢独处，但是家蚕可以扎堆。野蚕碰到雨天，会躲到树叶下面，家蚕毫无自我防护能力，要靠人类保护。野蚕蛾可以飞到很远去找配偶，家蚕蛾飞行能力很差。”周旸告诉记者，对桑蚕基因组的研究发现，与野蚕相比，家蚕有354个基因位点发生了变化。“人们为什么要驯化蚕？只是希望它的茧能从花生米般大小，变成现在这么大这么厚吗？”
对此考古学的诞生，赵丰认为，先民关注蚕，驯化蚕，生产丝绸，很可能是出于原始崇拜。“蚕作茧自缚，又破茧成蛾，让他们感到很神奇，希望通过驯养蚕，找到生命复活或者灵魂的力量。所以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址里会有蚕形器、蛾（蝶）形器。他们用丝绸包裹尸体或重器，也是希望逝者在安葬后能像蚕破茧而出一样，死而复生，或者灵魂。”
“这种原始崇拜的思想在上古时期保持了很久，但是在战国以后，中国生产力大大发展，人们更趋理性，丝绸的实用性更受到认可，并且成为区别阶层的服饰符号，最终形成享誉世界的中国丝绸文化。”赵丰说。
“丝”，在甲骨文里是两束蚕丝的象形。翻开《现代汉语词典》，“纟”部首收入的汉字数量大概在200个左右，很多字在造字之初的古义，我们已经淡忘了，比如“纯”就是蚕丝，“绪”是缫丝时茧子的头，“组”是用丝绳系起的祖先牌位……
而这些汉字如今的含义，除却实用价值，又多有一种宏大气象。我们称赞杰出人物可以经天纬地，描述国家昌盛是一统江山，把礼义廉耻称作国之四维，认为社会运行需要有纲纪准绳……可以说，蚕、丝乃至于纺织，已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留下了深深烙印。
“从丝绸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古老理想，也可以看出古老的农耕文明对于团结协作的需求。”周旸说，“寻丝”，是对中华文明的一次追溯。
在“寻丝”历程中，他们曾在汉武帝茂陵陪葬墓出土的兵器上找到了丝绸，周旸为此很激动。我们知道，汉武帝依靠霍去病这枚“少年战神”，打通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丝绸是中国外交的原动力。”赵丰说，西方人对丝绸的渴求，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才有了丝绸从东往西传播的动力，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而古代欧洲、西亚、中亚的文化元素，也会沿着丝路向东传播。在丝绸之路上，丝绸不但是商品，也是硬通货，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我们今天如何弘扬丝路文化？谈丝路就不能离开丝绸，因为丝绸是丝绸之路的原动力。”这是赵丰多年以来一直持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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