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物图片考古与文物杂志
中国近古学诞生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上承宋元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同时吸收借鉴了近代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中国考古学家主持进行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与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标志，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将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田野考古等方面成果颇丰，比如对半坡遗址、河姆渡遗址、小屯殷墟、秦始皇陵与秦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曾侯乙墓，以及长安、临淄等古都城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产生了一系列轰动中外的重要考古新发现。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学重回正轨，重启与西方考古学的交流对话，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得到长足发展，学科建设日臻完善，许多学术研究获得突破。目前，我国考古学学科门类日臻完备，从航空遥感考古，到水下考古，从疾病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开展相应的研究工作，有些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的《中国考古大发现》（增订本）所涉及主体内容属于田野考古学范畴。“田野考古学”概念由西方考古学者于20世纪初正式提出。但当时的田野考古主要是勘察地面上的遗迹和遗物，依靠地图进行调查，有时也根据调查结果测绘地图。以后，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转入以发掘为中心，并扩大了调查对象和范围，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相继被用于考古调查，许多机械设备被用作发掘工具。考古调查发掘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扩大到道路、桥梁、窑群考古与文物杂志、沟渠、农田、都市、港口等大遗址，以及矿场考古与文物杂志、江河湖海水下遗存等复杂地质水文条件下考古调查和发掘。为此明代文物图片，考古工作者必须得到其他有关学科的专业人员的协助，才能完成一些情况复杂的综合性的考古研究任务。
在考古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田野发掘，一般分为抢救性发掘和主动性发掘。抢救性发掘一般是因为非法盗掘或各种建设施工行为，意外发现古代地下遗迹或遗物而进行的，经常表现为事先无计划性；主动性考古发掘，则主要是为解决考古学的某个或某类课题而进行的，通常事先已经制定了实施计划和发掘方案。本书所列的抢救性发掘占全部发掘项目的一半以上，例如1965年湖北漳河水利工程文物考古工作队发掘的江陵楚墓，1974年7月秦俑考古队发掘秦始皇兵马俑等等。
《中国考古大发现》也列举了不少为解决某课题而主动进行的考古发掘，比如1900年3月由罗布泊人艾尔德克意外发现，由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组织发掘的楼兰古城遗址；1926年由欧洲人安特生、师丹斯基调查发现，经中外考古人员联合发掘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当然，本书也选入了一些兼具主动性和抢救性因素而有之的考古发掘项目，1928年10月首次被发现后经由中国考古工作者持续70多年调查发掘的殷墟遗址明代文物图片，1934年春首次由专业考古人员正式发掘的三星堆遗址等。
史古遗址发掘和研究为我们认识和架构史前史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使用了考古地层学原理，首次绘制了考古地层图，首次出版了田野考古专刊《城子崖》；这些“首次”为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史古学的发展铺垫了重要基石。石峁遗址为龙山文化晚期和夏代早期史前文化遗址，它以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布局结构、数量庞大的玉器及其城址地位的重要性，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在北方文化圈居于核心地位”的“超大型的中心聚落”，因此被考古专家誉为“中华第一城”，其发掘发现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和“21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有了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其主要研究对象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历史考古学必须与历史学配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币学、古建筑学等学科分支。历史考古学领域，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商朝到明朝末期），《中国考古大发现》选入了在田野考古领域比较具有代表性，同时在社会公众中影响较大的遗址类、墓葬类文章25篇。
总之，本书所陈述的考古发掘和发现，是对中国考古发掘与发现的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集中的通俗化表达，虽然它没有按照考古史或者考古发掘发现的先后排序，但充分考虑了有关发掘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且以点成线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古学产生发展的历程，其目的就是让读者由此了解中国考古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公共考古学又称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领域一个较新的学科，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国家。早期的公共考古学主要局限于公众考古教育，旨在解决公众考古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等文化资源的管理问题。
近些年，随着西方公共考古学传入中国，公共考古学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开展公共考古研究以及推广工作，旨在使长期被少数考古专业人员垄断的考古学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并由研究人类的“过去”转向将“过去”与“现代”的无缝连接，让考古学能够为现代社会和公众利益提供知识和文化服务。
作为一部共公共考古学的大众普及读物，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考古大发现》出版上市后，先后再版2次，连续加印8次，累计发售30000余册，被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重点推介一次，被中国《历史》杂志专文推介一次考古与文物杂志，被不法书商盗版侵权一次。
时隔20年，齐鲁书社又与有关作者联袂打造推出了该书最新增订版，收入中国近古学诞生以来全国各地重要考古发现32处、文章32篇，按照考古发现对象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先后顺序展开明代文物图片，最大限度地覆盖中国全境和考古发掘的各个门类。该书主编为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尊志教授，分篇文章撰稿者近20人。
《中国考古大发现》虽然出版定位为高品位的考古学普及读物，但在出版以后反响颇高，面世不久即发售1000余册，进入网商历史类新书排名前300，其开卷数据的销量也在持续攀升，还有英文版和印地语版输出加拿大和印度。
公共考古学不仅是考古学的进步与发展，也可带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有关传统学科学术研究的进步甚至。《中国考古大发现》作为大众普及读物，正是考古学走出学术的“象牙塔”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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