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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尽头的光不是出口，而是疾驰而来的火车，这是现在许多人看待未来的方式。诚然，气候变化、k贫富差距四川文物局官网、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或许会令许多人对这个世界生出绝望情绪。但是，仍然有许多学者持乐观态度，中这样写道：“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当然，正如股票经纪人所说，既往表现不能确保未来收益。我们的确可能走向覆灭。但是，史前史告诉我，并不必然；未来仍然有赖我们去创造。”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哲学上的这些终极问题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考古学视角的解答。凯利认为，技术、文化、农业、国家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前四个重要的转折点，每一个都标志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我们当下所处的“第五次开始”始于公元1500年欧洲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不同于前四次开始，人类目前已经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出新的组织自身的方式。在他看来，进化过程虽然总是伴随着竞争，但利他主义与合作也是其基础要素，因而“第五次开始”可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他在全书的最后呼吁：“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进化可以，而且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
自视为“泥土考古学家”的凯利最爱在崇山峻岭之中寻找遗址。从事考古40多年，他参加了遍布美国西部、东南部、纽约市（他曾协助发掘华尔街的一处遗址）、缅因州和肯塔基州等地的田野项目。他也在智利阿塔卡玛沙漠边缘的印加遗址工作，发掘过13000年前的“古印第安人”营地、19世纪的厕所、墓葬四川文物局官网、印第安人的村庄和洞穴。他还是一位文风幽默的作家，作为专业期刊《美国古物》的编辑，他一直尝试用简洁的语言向公众介绍自己的工作。
在《第五次开始》中译本（中信出版集团四川文物局官网，2018）出版之际，《文汇学人》采访了凯利，请他谈谈过去如何与当下和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这或许能为我们重审考古学在今天的意义带来些许启示。
罗伯特·凯利：就像许多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生活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答案能够在我们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得到解答。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些答案可能存在于外太空，在显微镜底下，或是在遗传学中。但对我而言，它们存在于过去的历史——我想弄清楚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同时我也知道，我真正要寻找的是诸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之类的问题的答案。
罗伯特·凯利：1973年，我16岁，在我从事考古的第一天，我们的卡车陷在了沙漠里，我们不得不在车里过夜。第二天早上，一位牧场主用他的小飞机将卡车拉出来，我们才因此获救。考古的过程中，我遭遇过熊和狮子，但它们只是让我的心跳加速了一会儿。我也有幸到过许多人迹罕至却异常美丽的地方——冰川国家公园的偏远地区、马达加斯加酷热难耐的沙漠、绵延万里的安第斯山脉、阿塔卡玛沙漠和南美洲的火地岛，我还曾一个人坐在图坦卡蒙的坟墓上。在这些旅途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不愿意谈论他们国家过去的人。这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奇迹是逝者的生活如何强烈地关联着生者的世界。
文汇报：一般认为，考古学是一门关于过去的学科，但您在《第五次开始》中却试图通过人类600万年的历史来预测未来？
罗伯特·凯利：实际上，我在书中并没有想要做出预测，因为过去绝大部分的预言都没有实现。相反四川文物局官网，我认为理解史前史能够告诉我们未来应该走向何方，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因为预言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文汇报：您在书中指出，假设用未来的眼光反观现在，会认为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的“第五次开始”中。假设，您是一位生活在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如何回望现在人们的生活？
罗伯特·凯利：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想象过去的世界，从外在的视角去想象那个世界古老的、已经灭绝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很难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文化。我想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对他们所找到的全球战争的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所有冲突），以及大量财富不平等的证据而感到困惑。在我看来，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奴隶角斗和骑士比武一样，战争和军备竞赛对他们来说也是古老而愚蠢的，而财富的不平等也像奴隶制在今天一样是不道德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史前世界一样，他们会发现21世纪是难以想象的。
罗伯特·凯利：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想他们会找到一些残存的我们现存技术的基石——化石燃料，因为它们可能在几百年内被人类耗尽。他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宇宙飞船，并为此感到既古怪又震撼。几年前，我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双子座太空船（Gemini spacecraft）。我无法想象有谁有这样的勇气将某人送上太空。
文汇报：中国读者通过一些已经译介到国内的专业考古学理论读物，也能大体上建立起这样的认知，即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农业起源是考古学的三大战略基石。这与您书中谈到的前四次“开始”——技术、文化、农业、国家，颇为相似。对这些“起源”“开始”的问题，能否谈谈您的具体理解？
罗伯特·凯利：这些“开始”中的每一个都会导致地球上人类的物质特征发生巨大变化。物质上的巨大变化表明人类组织自身和相互关联的方式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
考古学家很熟悉前四次“开始”：第一个是技术的开始，以330万年前石器的出现为标志；第二个是文化的开始，人类拥有了使用符号和在由象征性建构的世界中生活的能力。这一阶段始于20万到70万年前之间，其标志为艺术、复杂的工具、墓葬，以及宗教；第三个是农业的开始，于2000年前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现，以固定的村落和被驯化的动植物的传播为标志；第四个开始涉及国家的起源、具有权威的集权化组织的出现。其特征是震慑公众的公共建筑、艺术、科学四川文物 投稿，还有许多“聪明”的技术发明，比如用以增加粮食生产，传输货物、人员和信息的技术。但同时考古学实物名称，这也是一个人们不得不忍受军队、战争、贫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时代，这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
如果用考古学的视角看待当前的历史，在书中我指出了10000年后的考古学家会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是“第五次开始”，它以人类对地球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为标志——全球各个角落联系的紧密，物质文化的广泛相似性和迅速更新变化，这些都将成为未来考古学家定义新一次开端的证据。
这些“开始”都是紧迫的现象。进化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在某个方面尽善尽美，但是在实现过程中，我们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事物——狩猎采集者并不致力于成为农民，他们是在奔向最好的狩猎采集者的路上变成了农民。今天亦是如此，在努力实现最好的工业化，拥有最装备精良的武器，成为最富有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也将变得截然不同。
罗伯特·凯利：有两个相似之处。首先，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存在于前四次的每一次“开始”中，我希望这对于“第五次开始”来说也是成立的。其次，人类变革的其中一种方式是增加合作群体的规模，从“对偶制”到一个小的游牧群体，再到农村和一个扩展的亲属群体，最后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人们超越了亲属关系而成为一个区域性组织（国家、王国、帝国）的成员。从中我们知道，“第五次开始”要求一个更大范围的合作群体，世界是下一次层次四川文物局官网。这个全球统一体有可能由某个单一国家统治，如果这发生了，我认为它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帝国成功过，它们越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则越大（亚历山大大帝、奥斯曼帝国、拿破仑、大英帝国、希特勒——他们最终都失败了）四川文物 投稿。
文汇报：如果说前四次“开始”是被动的过程，人们不断地探索，慢慢进化到更好的文明形态，那么“第五次开始”似乎有很强的紧迫性，人类仿佛面临着一个开启了倒计时的定时炸弹，一系列人口、环境问题逼迫人们不得不主动寻求对策，应对眼前的危机。您认为，与前四次开始相比，“第五次开始”的特殊性是什么？比起我们的祖先，您认为当下的人类应对危机的能力更强吗？
罗伯特·凯利：我在《第五次开始》中所持的立场是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我认为悲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会导致我们缺乏行动——而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恰恰就是行动。是的，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定时炸弹，而且“第五次开始”很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环境灾难、贫困和流行病。但重点是，这些都不是“第五次开始”所必须要经历的。简单还是困难模式，道路是我们自己选的，未来十年可能会揭示我们究竟选了哪条路。在应对变化上，我们会比我们的祖先更有能力，因为我们了解人类的历史，而我们的祖先没有。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可以利用过去看看我们的选择究竟会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在未来，“世界政府”、“世界公民”的概念并非天方夜谭。这些往往被看作一种上的想象，那么您从考古学的视角能提供怎样的见解？
罗伯特·凯利：今天，许多地区正在走向，试图独自走自己的路。英国希望打破欧盟（尽管每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坏主意）。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道路——最终这些国家将在必须应付具有侵略性的邻国、由其他国家的选择所导致的环境灾难，或是面临来自饱受战争蹂躏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所摧毁的国家的移民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然后他们将看到合作的智慧。考古学告诉我们，历史的长期模式，特别是自“第四个开始”（国家的起源）以来，充满了错误的选择——奴隶制、帝国、核武器。所幸我们已经学会抛弃其中的大部分。在20世纪，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法院等国际组织的建立，我们向实现全球统一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这些组织仍在我们身边，但须要得到进一步的培养。
文汇报：但是，从最近两年的世界格局来看，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比如特朗普，常试图改变原有的国际合作格局，提出各种另立门户的组织，您如何看待这种与上述进化趋势相矛盾的现象？
罗伯特·凯利：不幸的是，我认为当前的反全球化、反移民浪潮和情绪不是矛盾的。人口的急剧增长、全球经济体四川文物 投稿、战争和气候变化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使得身处其中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接触得都要频繁。如今，许多人生活在与自己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社区，这让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不确定。他们无法理解，周围的人危险吗？是威胁吗?在今天的美国，这样的状况太常见了。再加上经济不平等和强烈的不安全感，许多人都会退缩和排斥，并指责那些移民。在英国，那些投票支持脱欧的人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将赶走所有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在美国，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人认为他会赶走所有墨西哥人和穆斯林。当然，这些都没有发生，它们不可能会发生。至少，在美国，我们有限制其不可能发生的法律体系，我们也已经建立起一种全球公民的文化。
是的，现在看起来很糟糕，但我认为这不会持久。事实上，我们通过说服它们真的会持久来帮助它们尽快结束。但这远远不够，只是一个开始。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想活在一个更和平、繁荣的世界，我们可以在这个简单的事实上构建全球统一。
文汇报：上海周边有一些重要的考古遗址，比如广富林、青龙镇等等，国内对考古遗址的一个较为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建立遗址公园。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向公众展示这些考古发现？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学习的案例？
罗伯特·凯利：我最近一次来到上海是在2015年，我听说广富林遗址公园于2016年开业，青龙镇也仍在挖掘中。不过我去过西安的半坡遗址和秦始皇陵以及北京的周口店等其他地方。中国在向公众展示历史和史前史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仅仅是秦始皇的兵马俑让我感到惊叹，那些保存它们的建筑本身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当然，美国也有许多非常好的考古遗址和公园向公众开放，美国考古学家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向公众展示史前史。不过我们面临着一项中国没有的难题：所有美国的史前史都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历史，但是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参观这些遗址的公众都不是美洲原住民——他们有欧洲血统或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准确地向公众展示史前史考古学实物名称，而不会对美洲原住民造成无意的冒犯。举个例子，多年来，我们使用术语“Anasazi”来指代那些居住在科罗拉多州南部梅萨维德国家公园的人们，但这一术语冒犯了许多生活在美国的印第安人如霍皮人、祖尼人和杰梅兹人（他们是梅萨维德人的后裔），因为“Anasazi”的意思 是“古代的敌人”。考古学家们现在使用术语“古普韦布洛人”（ancestral Puebloans）——“Puebloans”指的是那些居住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村庄（pueblos是它的西班牙语）的原住民。
但所有国家在向公众展示它们的过去时都有这样“危险”的倾向，即把史前史和历史作为一个道德故事，作为一个为现代社会和现存秩序辩护的故事，好像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通向现在。这就导致了考古学总是被误解，因为过去并不能预知未来。结果是，现代和社会秩序被证明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长篇故事的自然结局，阻碍了对现代组织的任何批评。我认为，公民应始终监督他们国家的组织，以确保政府官员不利用他们的职位谋取私利，并确保政府始终致力于改善一个国家所有公民的生活。这是我在自己国家的一些体会。而考古学家就是通过思考如何让公众和游客在考古遗址中正确地获取历史的经验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汇报：在上海，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对这些考古发现的研究来追溯上海城市文化的起源问题。在您看来，考古遗址会对当地社区的文化延续性产生什么影响，对构建其文化身份能起到什么作用？
罗伯特·凯利：前面我已经提到，过去并不能预知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和未来没有联系。当然有！在现代城市和先于它的古代城市之间找到联系，确实会给人们一种归属感和文化的相关性，而归属感对现代城市文化的有益运作至关重要。当我说“有益”的时候，我指的是一个能够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利益的城市，一个能照顾最贫穷公民的城市。一个城市的公民就好像一棵树，植根于一个地方，这棵树的福祉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质量，是否能提供一个整洁、安全的环境，促进所有人的和平与繁荣。而考古遗址能为公民提供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尤其是，当人们来到考古遗址前，他们会说“这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有一个积极的城市考古计划，帮助今天的公民看到过去与现在的联系。
考古学家终生回望过去，寻找人类足迹。对于准备写作未来的人而言，这显得有些南辕北辙。但是，我希望表明，考古学不仅仅关乎死亡，它也关乎生存；考古学不仅仅关乎过去，它也关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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