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中国近代四大伟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迎来了大发展。习同志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走出“”带来的“史学危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我国历史学一些领域的突出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更好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
40年来，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比如，在中国通史方面，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刘大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册，李新、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通史》十二卷，李新总主编的《中华史》十二卷，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在中国现代史方面，有当代中国研究所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龚育之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金冲及等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通鉴（1901—2000）》五卷则包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在中史方面，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党历史》两卷、《中国党的九十年》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六卷，武寅主持的《世界历史》八卷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陈之骅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纲》，马克垚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何芳川等主编的《非洲通史》三卷，彭树智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十三卷，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六卷。这些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学发展的成就。
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在近代以来史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史学成果，更不要说1949年前的史学成果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历史学能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猛发展，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研究工程、抗战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发展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让史学界确认了夏代的存在。文献记载上的夏代被考古学研究证实，这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大进展。1985年夏鼐出版《中国文明的起源》，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者的视野。
在突破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夷夏东西说以后，中原中心论曾经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那么，我们的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黄河流域以外多个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考古发掘的丰富材料使史学界认识到，我们先民建立的文明形态是多元的，可谓繁星满天。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多元”逐渐走向“一体”，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二里头二期遗址表明“一体”的形成。夏代晚期城址的发现是一个重要标志，说明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现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工具国家出现了，文明已经走到历史的大门口。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文献相互参证，使我们对夏商时期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它们再也不是传说时代，而是确确实实的历史存在。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20年前，我国史学界大多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因为，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1840年至1949年中国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一个社会形态分成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是不妥当的。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即以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199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大家胡绳先生明确提出：“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中国近代四大伟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现在，这一认识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界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概念，无疑是一种学术进步。在这个学科概念下，中国近代史包括了晚清历史和全部历史。学者可以从长达100多年的长时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便于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规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屈辱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沉沦”。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社会沉沦到谷底。1921年中国党成立，中国社会开始走出谷底、走出深渊，迈出了上升的步伐。这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标志不是屈辱，而是奋斗，是艰苦卓绝的奋斗，在奋斗中诞生了新中国。1949年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同志就抗战史研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这为抗战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给中国近代史学者极大鼓舞。为此，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中国近代四大伟人。总体而言，面对庞大的研究对象，我国仅有为数不多的教学和科研人员从事世界史研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世界史学科从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这对高校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是一种有力推动。相信再过一段时间，我国世界史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将会有大幅提升。
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吴于廑从对世界史学科的对象、范围、主题、主线和研究方法出发，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总体世界史观。他认为：世界历史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是孤立发展的，只是经历了15、16世纪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转折之后，才形成整体的世界史。这一看法的核心是从全局上说明历史怎样发展为世界历史，可以称之为整体世界史观。这一世界史理论体系希望突破“西欧中心论”，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有学者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有学者主张全球史观，这些都在世界史学界展开了广泛讨论，并出现相应的研究成果。这表明，在世界史领域，我国学者正在探索新的世界史研究模式。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学术受西学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学也是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为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任务远未完成中国近代四大伟人。习同志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对我国历史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今天，我国史学界有必要认真总结过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构建新时代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概括出体现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中国近代名人手抄报。
构建我国历史学理论体系，既需要学者个人开展深入研究，推出一系列运用史料得当、见解独到的精深专著；又需要运用集体力量组织学者攻关，产出一批体系宏大、富有创见的大部头著作；还需要具有战略思考能力的学者对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概括，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使我国历史学在方上对国际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这是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新起点上，我国史学界面向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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