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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一些本土经济学家也开始陆续提出一些自己的经济学思想，而且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单个现象，而是一个群体性现象，可以说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创新已经呈现出了“井喷”现象。中国本土经济学思想虽然短期内还无法与美国经济学的影响力相提并论，但未来其影响力肯定越来越大，而且中国从事原创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是学习西方经济学出身，研究起点高，但这些学者并不认可现有西方经济学对世界问题以及中国问题的解释，并试图以新的理论体系引领中国及世界的未来发展，他们的眼光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致力于创造世界通用的“纯经济学”理论，而且目前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他们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的代表。
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创新的崛起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广泛的实践之上，但他们的经济学绝不是总结出几条中国发展经验那么简单，而是要在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实线的基础上创新出一套理论体系，然后再用这些理论去引领世界的发展。
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程恩富提出海派经济学，但线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特别是林毅夫教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之后，2012—2020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财税经济学、新市场财政学、马克思主义中观经济学、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资产相对论等本土经济学理论相继崛起。当然，目前中国的这些本土经济理论还没有被世界接纳，甚至在中国本土还受到信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者的攻击，而且有些攻击远超出学术争论的范畴，但不管怎样，在中国，致力于本土经济学创新的学者已经在经济学界构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但中国原创经济学理论就像天空中闪耀的星星，即使你选择看不到它，它照样会因伟大而存在。
国家也多次提出“理论自信”，主张“中国方案”，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打造中国本土话语体系，但是“未来已来”，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已经不再是只存在于未来的假想之物，而是已经诞生并在强势崛起。西方经济学史上发生过多次的“”与“综合”，笔者大胆预测，目前正在中国爆发中国原创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将来也一定会被综合到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被写入人类共同学习的经济学教材，但人类经济学的下一次“大综合”工作也应该由中国人来完成，而不是等待西方人去做这项工作。
根据我们总结，中国原创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十大学派，而且分布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比如在马克思经济学领域出现了程恩富的海派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中观经济学，在金融理论方面出现了孙国峰的创造存款理论，何小锋的资产资产论，发展经济学领域出现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学方方面出现了金碚的“域观”经济学，财税经济学领域出现了高连奎的新财税经济学，李俊生的新市场财政学，在制度经济学方面，出现了李道葵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宏观经济与经济增长方面，高连奎提出了经济增长理论、滕泰、贾康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管理经济学方面出现了法商学派，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理论进行介绍
中国这些理论之所以呈现出学派特征，是因为他们都致力于开辟某个全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而且都召开了以学派为主题的学术论坛，有的还成立了以学派为主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命名上都以“某某学”为名。
海派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提出了“四主型”市场经济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
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上，重建合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新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一种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海派经济论坛是1995年11月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研讨会，海派经济学起源于上海财经大学，后来程恩富教授被调任社科院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经济学会会长，表明其理论得到国家正式认可。
新货币银行理论认为才是货币起点，从实践上看，客户从银行提取的现金远大于他们存入的，这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中流通的现金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传统货币银行理论以银行吸收客户存入现金作为货币创造的起点，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孙国锋将自己定位为信用货币理论的集大成者。2001年，孙国峰在经济研究发表名为《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与银行运行》的署名文章，对传统货币创造理论的误区及逻辑错误进行了分析，这对信用货币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颠覆性的影响。事实上，早在1995年，孙国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便质疑了传统的货币创造理论。并首次提出存款并非货币创造的源头，商业银行创造货币是由实现的，即创造存款，现金的出现也是晚于存款的快速了解中国历史。新货币银行理论的提出为后续有关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分析工具，并探讨了影子银行的管理问题。
创造存款理论并非经济学中“信用创造理论”的新表述，而是一种更正版，其内容相似，但本质不同。为了推广新货币银行理论，孙国峰赴普林斯顿大学与米什金教授交流，并成功促成了其教课书相关理论的修改，孙国峰也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课程讲解其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建立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之上，主张一个国家应该建立适合自己阶段的产业政策，才可以最快的发展。认为当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个有用的工具。新结构经济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进而快速增加资本积累。新结构经济学已经在以非洲为代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并重。
为推广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专门成立了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同时在一些其他二线高校也成立了其他研究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机构，并组织了多次新结构经济国际论坛。
新供给经济学 将新供给分为四类，分别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新资源要素，新制度四大方面，他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创新都可以给经济带来爆发式增长，阻碍供给提升的因素称为“供给约束”“供给约束”又可以分为“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是指一些非市场因素对供给数量、供给价格或供给主体等进行限额或准入性限制，间接约束则更加隐蔽，是指由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导致的企业融资成本或税收成本上升，进而使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并导致新供给无法形成或有效供给减少，经济要想快速发展需要将着力点放到去除供给约束上，新供给经济学提出了放松管制，减税等主张。
新供给学派组织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新供给经济学五十人论坛，出版了多部专著，并吸引了包括姚于栋、白重恩等多位学者参与其中。
经济增长是指高利率环境下创投资金超级聚集所推动的经济创新增长，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基于创新的，但经济创新不仅需要技术和人才，更需要资金，而高利率环境则是资金向创新创投领域集中的前提条件。经济增长理论反对量化宽松，认为低利率与金融机构“激励不相容”，反而会在投融资领域造成货币供给的减少，适度高利率才能对民众和金融机构的投资形成激励相容，促进资本向投资领域集中，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2008年之后，中国在创新方面逐渐赶超美国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美国实行低利率损失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反而导致其用于创新的资金远远低于中国。
新财税经济学是针对政府型经济危机提出的历史辨析题格式，新财税经济学首先对经济危机进行“分型”，将经济危机分为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三种，政府政府型经济危机是不同于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和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新型经济危机。关于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来源，新财税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发展可以分解为产业升级和财税升级两个升级，但这两个升级变不同步，一般产业升级会快于财税升级，两者之间的缺口就是政府债务危机的根源，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能用以往的经济危机治理办法进行治理，需要财税改革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新财税经济学还总结了人类财税升级的规律，提出财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消费税，新财税经济学建议将消费税改为“社会资源消耗税”，并提出了差异化征收社会资源消耗税和征收超额资源税的建议。另外高连奎还在2006年提出了平衡经济学、2010年提出了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2014年提出了精准调控理论等。
为了推广新财税经济学，高连奎在2016年组织了新财税主义论坛，2019年在美国出版了《21世纪经济学通论》一书，并在哈佛大学组织了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的学术发布会，并引起哈佛大学诺奖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材编写者的注意，并受邀与之深入交流，另外也在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演讲交流。
传统经济学将财政学建立在市场失灵的基础上，认为政府财政是市场失灵的补充，新市场财政学则树立了市场“平台观”和“参与型”政府的新观念，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都视为市场平台的参与者，公私部门皆在其中活动，创造价值。新市场财政学重新定义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政府的经济建设等职能正名。
为了推广新市场财政学，李俊生组织了“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成立了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并提出组建“央财学派”，多次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等国外大学宣传推广。
李稻葵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要把政府的激励和行为搞对，理清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快速了解中国历史，政府应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者，一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阻挡者，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重点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激励、行为和作用在内的相关课题，研究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的发展是匹配的、相融的，因此李稻葵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被称为政府激励学派更科学合适。目前周黎安的“中国锦标赛体制”的研究成果也被李稻葵纳入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体系。
目前李稻葵为了推广自己的经济学将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升级为了中国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并2019年4月27日召开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并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斯金担任主席，目标是要和其他的全世界的学者联手一起合作，有意识的要把中国自己的经济实践讲清楚，并创办了《与市场经济学》杂志。
金碚认为传统经济学太注重经济学的简化与抽象，忽略了经济的现实差异，导致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差距太大而无法指导实践，域观经济学反其道而行之，专门研究经济差异，包括产权制度、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地理位置、发展阶段等导致的现实经济差异，因为真实世界中人的行为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有的相似性明显，有的相异性极大。经济学既要承认人的行为的相同性，也必须正视人的行为的差异性，承认人的差异性和人所处的域境差异性。
为了推广域观经济学，金碚牵头成立了”经济学与管理学中国学派一百人论坛”，也举办了两次以上会议。
2018年，中国学者提出“马克思中观经济学”，认为《资本论》灵魂蕴藏在第二卷中，马克思经济学中将社会各行业分为两个部门，一个生产资料部门（类似重工业），一个生活资料部门（类似轻工业），发现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是指的生产资料部门，不包括生活资料部门，只要国家对生产资料部门进行计划，经济就会稳定发展，否则会经济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放开了“第二部门，即生活资料部门”；苏联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第二部门即生活资料部门”也实行了彻底的计划经济；美国之所以发生“大萧条”，就是因为“第一部门即生产资料部门”也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传统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侧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结的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作为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来源于马克思经济学，但又是相对独立的理论，填补了宏观经济管理在产业管理方面的空白。
目前已经出版了《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一书。在提出马克思中观经济学研究之前，中国其他学者也在此领域进行过一些探索，刘伟在1987年出版过《微观、中观、宏观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王慎之1988年出版过《中观经济学》，都是利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中观经济学的著作。
法商思维指的是经济价值观主导的追求效率的思维方式同法治价值观主导的追求公平的思维方式的有机结合，以实现主体权益均衡发展的决策思维，法商管理的概念是由柴小青和孙选中于 2010 年提出的，并给出法商管理的定义：法商管 理是综合管理学、法学相关知识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管理和控制的理论和方法。 近几年来，法商管理的概念开始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认可，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 都取得显著进展。2013 年，孙选中对法商管理概念做出新的诠释，指出：“法商管理是在经商 （经营）和法治的价值观及其方的相互作用下合理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过程”。此后，孙选中对法商管理概念的提出和演化过程做了概括，认为其经历了“从法商结合， 法商管理，再到法商智慧的进阶过程”。
孙选中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创始院长，目前在中国政法大学设立有法商研究中心，每年召开论坛，法商理论目前在上市公司治理、保险等行业被广泛应用，成为中国原创经济学中被实践应用最广的分支。
中国原创经济学，除了以上影响比较大的十大学派之外，中国也有一些零散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比如复旦大学陈平提出的代谢增长理论，北京大学何小锋提出的“资产相对论”，中金公司黄海洲提出的“国家资本结构”理论等，这些理论并非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是在经济学的局面提出提出自己的观点，也非常重要。
资产相对论主张从“资产运营的内容”的角度定义金融学，将金融的研究对象归结为“四种资产”（现金资产、实体资产、证券资产、信贷资产），资产重组即这四种资产的各种组合转换形式。何小锋期望以此改写了主流金融学的思维范式。
代谢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质上来自技术竞争和迭代而非资本积累，不同技术的创新竞争，就必然有产业的创新代谢，制度也会相应变革，技术竞争的结果是产业的共生演化或新陈代谢。企业、产业、国家、文明和制度的兴衰更替，因为制度安排也取决于当时生产力依赖的核心技术。
国家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借鉴了现有公司金融学中的资本结构理论，将国家货币发行和国家内部债务看作是国家的股权融资，将国家对外发债看作是国家的债权融资，国家要最寻求最优资本结构，就应考虑要借多少外债、发行多少本币、增加多少外汇储备，国家一方面应尽量少借外债以减少国家破产风险，但过量发行货币或以本币发行国债（股票）又会增加通货膨胀（稀释成本），最优资本结构应使二者达到平衡。
本报告选取的只是影响较大、学术含金量高、有代表性的学术理论，在中国民间和海外华人学者中也存在一些从事原创经济学创新的学者，他们的思想也值得研究，另外在中国开启原创经济学时代之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也形成了一些应用型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在1984年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厉以宁教授的中国经济非均衡分析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人利用西方现有理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践探索，除了以上目前已经成型的经济学理论之外，近年也有大量的学者投入到中国原创经济学的热潮当中，比如邹平座的价值计量学，顾慈阳的运筹经济学理论等。
目前提出自己原创思想或理论的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社科院，财政部、人民银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中国一线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一线券商，几乎都有了自己的原创经济学家的代表，其中社科院有金碚，程恩富、北京大学有林毅夫、何小锋为代表，清华大学有李稻葵，中央财经大学有李俊生为代表，部委研究机构有贾康，央行有孙国峰，复旦有陈平等。
目前从事中国原创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大部分有过海外留学，海外任教、海外访问或海外工作的经历，在国内不少也主编过西方经济学教材，可以说这些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现有思想与研究范式过非常系统的了解和训练，因此他们创造出的理论思想直接就是对西方现有经济学思想的超越，是高起点的创新，而非低水平重复。
这些学者从一开始就向经济学最核心，最深处的命题进发。以前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数量经济，躲进数学里把自己变成数理经济学家，国内的经济学家则往意识形态里靠拢，标榜自己为自由派学者者，这都处于经济学的边缘地带，几乎都不研究经济学的前沿与核心问题，学者只有敢于研究核心经济命题，才可以产生重要成果，中国原创经济学家将研究命题集中在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经济增长、货币与财税等领域，这些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领域，研究的领域越重要，其研究成果也就越重要。
中国本土学者从事原创经济学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但我已经出现了一些可以称之为天才洞见的思想，比如林毅夫首次以“产业自生能力”为出发点，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将其由贸易理论提升为发展经济学理论，这在全球产业分工大格局下，对发展中国家摆脱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是一条可行之路。孙国峰敏锐的发现创造存款，将货币学研究重新拉回以“信用创造”为核心的研究，这一定程度上摆渡了凯恩斯、弗里德曼以来，人类货币研究只重视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的弊端，让货币金融学重回对信贷市场研究的正轨。另外从马克思的生产资料部门和生活资料部门出发，对世界进行了“四分法”，提出了“控制住生产资料部门，充分放开生活资料的部门”的经济主张，也可以称之为天才的发现，这一发现非常接近宏观经济管理的本质，在现实经济学完全可以得到验证。 另外李稻葵主张从“政府激励”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金碚主张从“域观”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李俊生将政府作为“市场参与者”，可以说都分别从某一方面把握住了经济的本质，也是非常敏锐的洞见，高连奎提出新财税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核心研究领域。海派经济学的新马克思主义和新供给经济学是在西方原有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局部创新，其思想主旨并没有脱离西方对应的经济学派，但也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创新。
近年来中国原创经济学金融学不仅在国内频繁称为热点，在国际上也产生一些影响，比如有的已经部分修正改写经济学金融学教材，如创造存款理论，有的已经吸引西方经济学教材编写者的注意，如经济增长理论，有的从一开始创立就有西方诺奖经济学家或权威教授的广泛参与，如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家资本结构理论，有的已经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被广泛应用，如新结构经济学，有的已经成为业界人士培训的标准课程，比如法商理论，但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金融学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学派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还尚需时日，但可喜的是中国原创经济学、金融学的热潮已经形成，参与到中国原创经济学金融学大潮中的学者越来越多，每年都有新的学者加入、每年都有新的理论被提出来，那些已经形成自己理论的学者正在抓紧时间完善理论，组建学派、出版教材，招收博士，那些理论还不完全成熟的也在积极完善自己的理论，而尚未提出自己理论的学者也在致力于尽快提出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总之本轮中国经济学创新完全是全方位的，这些理论一旦成熟，不仅会成为中国本土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其中部分理论也有获得获得诺奖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时时关注他们的进展。
虽然中国原创经济学金融学的热潮已经初步形成，但在很多场合还备受冷落，甚至受人排斥，目前研究中国原创经济学的学者也并不掌握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中国大部分经济学院的院长、副院长还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而且中国目前也还没有一个以中国原创经济学为主题的，面向整个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学术组织、学术期刊以及研究结构，但我们还是应该向这些最早吃螃蟹的学者致敬。其实这也是正常情况，回顾经济学历史就会发现，大部分经济学派都是传到第二代时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这样，中国原创经济学大部分还属于第一代，甚至处于萌芽阶段，其产生巨大影响力，还需要长时间的完善与推广。
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国家也有着数额庞大的社科基金历史辨析题格式，但国家对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研究的支持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应该像支持科技创新一样给予中国原创经济学创新更大的支持。社科基金应该支持中国原创经济学家出版专著，举办学术会议，支持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成果进入经济学教材、高校教学，并且在社科院、国务院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研究机构以及各知名高校设立专门的中国原创经济学为主题的跟踪研究机构，这样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才可以更蓬勃地发展起来，才可以成为中国的主流，进而成为世界的主流，才可以像国家期待的那样构建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而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真正确立的标志，就是像中国的清华、北大、人民大学、央财、上财、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一线高校的经济学院将中国原创经济学研究成果纳入经济学教学体系。只有这样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才可以在中国真正扎根。而这也需要国家层面的推动，一方面是因为目前中国大部分高校经济学院的院长、副院长、研究中心主任们虽然也有支持本土创新的言论，但本质上还是西方新自由经济学的拥护者，他们不但不是中国本土经济学接纳者，而且是冲在前面的排斥者，在多个学术论战中，中国原创经济学都成为这些人攻击排斥的对象。二是中国本土经济学体系纳入教学体系也需要中国教育部门的认可，从学科设置、研究生入学考试、社科基金分配方面给以支持。在中国体制下，没有纳入社科基金支持的项目历史辨析题格式，教师基本没有兴趣，而没有纳入教学与考试的内容，学生都不会重视。当中国本土经济学进入中国高校经济学教学、考核体系后，再过十年时间就会出现一批的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的青年学者，这时中国原创经济学的辉煌时代才会真正到来，这前后大概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此我们应该乐观以待。
1995年11月快速了解中国历史，经济学家程恩富在上海提出“海派经济学”，并成立海派经济学论坛，程恩富也是中国最早建立本土经济学学派的学者，海派经济学的本质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学派研究为核心的研究机构。
2001年2月，孙国峰发表论文《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创造和银行运行》，比较系统地对创造存款理论进行了阐述，孙国峰后来将自己的理论命名为新货币银行学，该理论认为货币创造的起点是，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存款，货币创造不需要原始存款的存在，仅仅行为就可以创造存款，孙国峰的理论一旦确立，很多经典金融理论将被颠覆，首当其冲的就是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
2003年12月，孙国峰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米什金教授的办公室里，与这位货币金融学的世界级泰斗就“到底是存款产生、还是创造存款”这一货币派生问题深入讨论了三个多小时。最终米什金承认，他在风靡全球的“货币金融学”教科书中所举的例子是错误的，至少对於解释货币创造的理论是不必要的，将在修订教科书中予以删除。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用自己的理论改写世界经济学教科书。
2005年10月，程恩富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程恩富因海派经济学的提出而成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的一个重要代表。
2006年，高连奎在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发表《平衡经济学原理》论文，提出平衡经济学，平衡经济学主张产品的异质性，将产品分为高供给难度产品和低供给难度产品，经济平衡本质是这两种产品的交易平衡，经济危机一般是低供给难度产品的过程，而治理经济危机和促进经济增长都可以从促进高供给难度产品的供给入手。
2007年，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经济发展与转型：、战略和自生能力》一书，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新结构经济学；
2007年，周黎安发表《中国地方官员的治理:锦标赛模式研究》论文，提出“锦标赛”的概念与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竞争，这是解释“中国模式”的理论中受认可度比较高的一解释之一。
2008年，林毅夫把《中国的奇迹》中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发展成《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经过十余年的推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共识。
2009年12月，高连奎在《中国大形势》一书中，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理论与主张，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带来生存成本的提供，但两者的提高并不同步，民众的幸福指数是收入与生存成本之比，政府应该通过机制设计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低生存成本社会是一种升级版的福利社会。
2010年10月，孙选中、柴小青等正式提出了“法商管理”的概念，并创立法商管理学派，法商管理学派严格来说并非经济学派别历史辨析题格式，而是一种法律学与公司治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法商管理”主要就是在经商和法治的价值观及其方的相互作用下，合理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过程。
2010年11月，中国政府大学中国法商管理高端论坛成立，已经连续举办多年，每年发展《中国上市公司法商报告》，已经成为法商治理学派的重要活动载体。
2012年9月，林毅夫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书，新结构经济学正式以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干预的主要方式就是产业政策，新结构经济学旨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永远被钉在产业链最低端的命运。林毅夫隆重推出新结构经济学促进了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时代的来临，以后几乎每年中国经济学界都有新理论诞生，每年都有重量级学者加入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阵营。
2012年11月，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提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通过去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发展经济，并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滕泰新供给主义的核心主张仍然是里根式的自由化与减税，中国新供给主义与美国供给学派并无本质区别。
2012年12月，贾康等发展《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文章总结的是贾康领衔的新供给研究小组长达一年的研究成果。
2012年7月，国际熊彼特学会的邀请报告中，陈平提出代谢增长论和代谢知识论。代谢增长论认为技术迭代决定经济周期，提出的目标是在产业小波新陈代谢的基础上，统一构造微观、宏观快速了解中国历史、金融、和制度经济学。
2013年1月，高连奎在上海证券报发表《走向精准调控是必然》的文章， 提出“精准调控”的理论，并提出了“内生通胀与外生通胀”理论、“单一财政调控理论”，精准调控理论反对货币政策的过度应用，提出应更注重微观调控，特别是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运用，主张用单一财政调控的方法治理经济周期，用产业政策治理外生通胀，用金融监管政策、行政政策治理资本市场泡沫，以改变现在不管什么问题都严重依赖货币政策的现象。
2013年12月，贾康牵头的华夏新供给研究院成立，贾康任院长，这也是一个以学派为核心的研究机构。与此同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
2016年1月，国家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自此中国新供给学派开始降温。
2016年2月，高连奎发表《新财税主义宣言》提出新财税经济学，提出2008年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与以往的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危机完全不同，政府债务危机是产业升级与财税升级不同步的结果，必须进行财税改革才能真正走出危机，并提出了“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方案，新财税经济学认为消费税改革是下一步财税改革的重点。新财税经济学是论述政府债务危机产生原因、后果危害以及解决方法的学术派别。
2016年11月，李俊生组织的“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召开，并同时新市场财政学研究所成立，这也是一个专门一个学派为名称的纯学术型研究机构。新市场财政学反对将财政学建立在市场失灵之上，主张政府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市场失灵的纠正者，市场是一个大平台，政府与企业都是市场这一平台的参与者，财政投资也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2017年9月，央行官员孙国峰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开设《中国金融与货币政策体系》课程，这是中国货币政策理论首次走进全球顶尖大学，孙国峰沉寂多年的创造存款理论在这一年重新引发人们关注。
2018年1月，黄海洲与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博尔顿发表《国家资本结构》论文，提出国家资本结构理论，该理论借鉴金融结构理论，将货币发行分为股权货币和债权货币两部分进行研究。
2018年7月，第三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颁发，孙国峰的“创造存款”理论获奖，这是中国官方学术奖项首次青睐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但孙冶方金融创新奖与知名度更高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非同一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仍然坚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观，无视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
2018年11月25日，李俊生教授应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费德曼理性研究中心的邀请开展了题为超越主流财政学:来自中国的观测和理论的学术讲座。
2018年5月，《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一书上市，根据国家对生产部门和生活部门的管控建立了四类国家的模型，并提出好的经济管理应该控制住生产资料部分，放开生活资料部门。
2018年6月，广东卫视 财经郎眼推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谈马克思中观经济学专题节目。
2018年12月14日上午，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林毅夫创立的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成立，多位诺奖经济学家到场祝贺，这也是一个以单一学派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2018年4月，李稻葵创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其英文名为”ACCEPT”，意为“接受”，是希望国际同行能够接受来自中国经济的实践、来自中国经济学的智慧，李稻葵是中国学家中最致力于将中国发展经验提升为中国经济学的学者之一。
2019年2月，金碚在《管理世界》的大作《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正式提出“域观经济学”，域观经济学并非经济学理论，而是研究范式，这也是首个由中国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研究新范式。
2019年3月，陈平的《代谢增长论》出版，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质上来自技术竞争和迭代而非资本积累。
2019年4月，李稻葵牵头的“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在清华大学成立，来自哈佛大学的诺奖经济学家马斯金和李稻葵教授担任创始主席，这是首个由中国人成立的，外国学者普遍参与的国际性的以单一学派研究为主的学术组织，该学派每年举行年会，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目前研究方向为激励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机制设计。
2019年8月，首部学科通论教材《新结构经济学导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这也是中国本土经济学首次以教材的形式出现。
2019年10月，高连奎理论著作《21世纪经济学通论》在美国出版，并在哈佛大学举办新书发布会，该书已经被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
2019年12月，中国学者黄海洲与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博尔顿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讲座《货币主义的贫困》正式向公众宣传国家资本结构理论，国家资本理论也是建立在对美国货币主义批判基础上的一种学说，这是中国学者首次与美国学者联合构建学派。
2019年12月，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首次会议在人民大学召开，这是将中国本土经济学理论创新纳入材的首次尝试，会议虽然致力于发掘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但众多中国本土原创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并未受邀参会。
2020年5月，何小锋的《资产相对论：重组经济学》一书上市，提出资本四重奏的思想，主张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以及自然资本四大类，这是对西方资本分类的补充研究。
2020年9月，高连奎提出经济增长理论的概念，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是创新资本在一个国家的聚集能力，并提出“高利率”才是决定资本向创新领域聚集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可以有效解释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创新和本世纪中国创新的崛起，因为当时都处于高利率时代，与此相反，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则会导致创新的衰落。
2020年9月，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开班，该实验班由北大经济学院与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首批学生八人，这是中国本土经济学创新首次进入本科教育。
2020年9月，李道葵主导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召开，李道葵提出研究如何设计一个更好的机制，让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的发展是匹配的、相融的，同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杂志创刊，这是继《海派经济学》后，又一个以中国本土经济学派为研究对象的第三本学术期刊。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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