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传记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名人传读后感50字
2021年12月间，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王丽会长主持下，在北京召开了一场线下线上学术研讨会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王丽代表学会作了主旨报告，十几位传记作家、研究学者早有准备，纷纷发言。在学会秘书处和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一番辛劳工作之后，这次会议的成果凝结成了我们眼前这本沉甸甸的书——《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论文集》（2023年7月出版）。
是书内容包括两大板块。前为“主旨报告”伟人传记，凡八万三千余字，篇幅近全书三分之一，具有中国传记发展阶段史学科建设性质，实为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建党百年传记创作发展与总结”的科研成果。后一板块“学术研讨”，为二十余位传记作家、研究专家学者的专题阐述，蕴含了许多颇有理论价值和学术新意的观点和建设性意见，体现出问题导向、立足实际建言立论的学术品位。综观全书，举其荦荦大端，该书在以下方面具有难能可贵的传记史与传记理论价值。
(一)主旨报告《群星璀璨耀中华——中国传记文学百年回顾与展望》（以下简称“报告”）、立体地观照百年中国传记活动、传记事业，灵活运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和全局思维方法，从研究对象的系统结构上充分展开，全面回顾总结所设定阶段传记事业历史发展状况。
报告内容涉及的传记活动领域很广伟人传记，几乎囊括传记活动所有方面：一是传记作品的创作、拍制，形态包括纸媒文字传记（含画传）、电影（影片）传记和电视剧（剧集）传记等。甚至将“传记体报道”等也纳入叙史范围；这是符合传记在中国现当代发展实际的。二是现代传记理论研究成果，包括理论专著和论文（集）、传记史著述、中外传记比较研究等。三是传记作者、作品研究与评论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四是传记活动的社会组织机构。五是“坚持以优秀作品创作为导向”（p72）的传记作品评奖。六是传记作品选题策划、编辑、出版及传播。七是关于传记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八是传记范畴的征文、征稿行动。九是传记中外互相迻译、引进/输出与研究品评活动。十是传记教育、知识普及领域的工作（包括教育主体客体、教材教法、讲坛讲座等）。
报告最侧重的还是以作家、作品为通贯全文的线索、占比最高的重头来展开梳理和阐述，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于作者，不论其出身、地位，只看其作品以及写作态度，只要是严肃真诚的传记作者，都在报告传记叙史范围之内。于作品评鉴，既关注其思想性方面的水准，精神文化价值的高低，揭示其历史作用、社会影响，又兼议其文艺特色、阅读价值。
(二)报告客观真实地揭示了中国传记的历史传承性，平实地诠释了中国传记现代转型过程及其“创造性发展”内质。
百年视野、现代维度下的中国传记，是在“戊戌变法”“辛亥”后近代传记成就基础上的发展延伸，以梁启超、蔡元培、章炳麟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大量近代传记作品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为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文体基础”（p6）。相对中国古代传记而言，近代传记“创新性发展”，做出可贵的探索和尝试；而传记则经过一个曲折、繁复过程，完成“创造性转化”——传记的现代转型，基本形成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传记文体形态，中国传记自此起被赋能所谓“现代性”。
报告阐述中国传记现代转型与社会变革、转型相契合相伴随的情形，揭示了传记转型的社会、历史根源名人传读后感50字。20世纪初中国出现新文化运动。这场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思想解放、观念鼎新运动，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大幕；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也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文化嬗进的前奏。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风气之先”（p6）。报告着重致敬了在中国传记现代转型中作出奠基性贡献的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文化创新。正是以其为代表的一众先进文化精英的开创、发轫之力，引发中国传记现代转型，发挥了与社会伟大变迁同频共振、助益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报告还对中国传记现代转型的实质和有效途径予以揭橥和肯定。饮泉思源，享荫追根，恪守初心的今人们不会忘记事业滥觞之初勇扛使命、敢为人先的先知们，不会忘记他们为中国传记现代转型、蜕变作出的非凡贡献。
(三)以中国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和民族解放事业，成为中国现代崭新思想文化的中流砥柱，赋予红色传记活动以灵魂精义，“开创中国人民传记事业”（ p8），一直站立于中国传记思想理念和道德情操制高点。
占据传记思想性制高点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中国党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者，中华文化的引领者，中国传记文学的主人公，无数优秀党人用鲜血和生命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伟诗”（p8）。由此，作为红色思想文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记事业在中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断发展起来”（p8）。报告洞察到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党人的传记活动为现代传记注入了懿魄新魂、特质异秉，强调指出红色传记对于中国现代传记思想道德水准的支撑意义与导向引领作用。报告显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传记写作与研究的水准，取决于其记写人物及其所从事和奉献的事业的意义，有益于、贡献于民族、祖国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人和事具有重要的传记价值；取决于其居于指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和根本方法，具有深邃历史眼光和实事求是思维方法的传记，其思想性就独领，人文价值就超越平庸。如报告述评：李大钊、陈独秀在敌人的酷刑与枪口下，大义凛然，毫不屈服，挥笔写下充满坚定主义信仰的“自述”“自传”等。“党人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以坚定的信仰和钢铁般的意志所写就的自传，成为红色传记创作的典范之作”（p8）。
(四)报告以具体的实例举证和叙事，呈现了一种界定中国现代传记的尺度和方法：依据传记的对象内容，历史和社会环境背景，作传的意图态度，传记写作理念的性质及类属，传记的传播范围，受众反馈及作品的社会—效应，来遴选外国人所作传记纳入中国传记范畴。
报告准确瞄定了一部很具典型性的美国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出自记者手笔的纪实作品，无疑属于传记；影响巨大的唯一《自传》就脱胎于该书。这部作品大量记述领导者和红军将士的经历自述和现状描写，从题材内容的角度来说，有理由将其当作中国传记来对待、来研究。虽然原初脱稿于外国人之手，但其传写题材内容、传主对象和时空背景是中国中心地带的核心圈层的重要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一俟在中国流传便召唤起众多读者，直接在传主人物故事原产地产生显著社会—效应。这也就具备了将其列为中国传记的理由和依据。想必，这也是多少年后等领袖仍把当作“自家人”“老朋友”，在调整对美外交政策、改善中美关系的历史节点，赋予以象征意义、外交隐喻，寄予以人设期待、传奇效应的缘由之一。
抗日战争中的1936年，美国记者到延安采访主要、周恩来等及一批红军将士，旋即以英文写出具有客观、公正品格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版本为《红星照耀中国》，又晦称《西行漫记》）。其第四章“一个党员的由来”，由当面口述并亲自修订。1937年7月至10月连载于美国《ASIA》月刊。很快，中译本仅晚一个月在上海《文摘》杂志8月至11月刊发，并于1937年11月在上海出版单行本。此后，在中国各地印行了出于不同译者的多种版本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自传》，影响范围甚广。该传虽由外国人撰写并先发于外，但究其传写的对象内容、在世界上介绍及其领导的抗战伟业所产生的影响力，以及在中国长时段社会效应来看，完全应当将其视为中国传记中的一朵奇葩。虽然它不是第一本介绍及其领导的斗争的书，但却是那个时期的传记史叙事不可忽略的外国人写中国的传记，不愧为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范例。报告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说，显示出宽广视界、敏锐眼光和应有的重视态度。
(五)在“人民创造历史”唯物史观的观照下，中国现代传记逐步将视线下移，聚焦于人民群体、集团集体，记述处于基层的具有崇高思想品德、群众代表性的传记越来越多。报告对这一客观事实作出了总结和阐述。
在中国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在学习贯彻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论基础上，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以火热的斗争生活为创作源泉、以人民为文艺创作对象的思想理念树立起来，进一步推进了将人民作为传记对象的主体，以正面优秀人物为传记重心的传记价值取向。
瞿秋白就义前于1935年5月写下《多余的话》，报告指出，这份看似“消沉”的绝命之作，“在看似悲情的语境下”的人生自述、心灵告白，“透视出一个坚定的党人以超人的勇气和自省，剖析传主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反思中国的诸多问题，成就了它在中国党传记史上的经典地位”。（p9）几乎在同时，方志敏在就义前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包含重要传记内容的文稿，后秘密递出监狱结集出版，书名即为《可爱的中国》。其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价值当予重视。
在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精神浸润下成长起来后，“创作出许多真实感人的传记作品”（p11）。比如，刘白羽、王余杞的《八路军七将领》，“是第一部集中描写八路军高级将领的群体传记”；沙汀的《记贺龙》则以十分生动的文笔描述贺龙形象，突出了人物传记的文学性（p11）。在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红色传记谱系增添了大批“追寻党的足迹，雕塑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英雄群像，揭示了中国党的浴血奋斗史”的优秀传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何其芳的《记贺龙将军》《记王震将军》，周立波的《聂荣臻同志》《徐海东将军》，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羽山的《劳动英雄胡顺义》，刘白羽的《井冈山上》，萧三的《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朱总司令的故事》，郭沫若的《春秋》，李仕亮等人的《边区基干兵团一等英雄李仕亮》，野鲁的《边区地方营兵一等英雄——暴文生》，李冰等人的《女英雄的故事》，袁大勋的《战斗模范袁大勋自传》，等等。（p12）
（六）客观梳理和合理阐释现代作家所写中国古代人物传记的意义，肯定了他们以现时代思想认识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创作旨趣与当下社会现实问题、突出矛盾相关联的创作态度及其作品。
传记文本内容必须真实可靠，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使用的史实材料和人物在历史上的真实面貌不能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但是作者审视历史的眼光、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会随着研究发掘的深化、认识和理解程度的提升而发生变化的。而且，作为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一个时期、一种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传记对象人物和题材的选择，创作、出版与传播的轻重缓急安排，必然会跟特定时空的政策、战略策略、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紧密相关。这是一条关于传记实践的规律性认识。报告着重观察了十分尖锐、反抗侵略救亡图存为重中之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在上述方面甚为突出。其间，一大批爱国作家、学者以中国古代人物为传记对象，以新的观念、新的眼光新作其传，借古代人事史实示意与当下家国局面的内在关联意义。最具代表性的如朱东润在1941—1943年间，写出《张居正大传》《陆游传》等八传。他后来在说明当时起意写第一本时说：“因为在1939年到达重庆以后，我看到当时的国家大势，没有张居正这样的精神是担负不了的。我抛弃了我所眷恋的一切，就是为了寻找这样的人物”，希望“从国家衰亡的边境找到一条重新振作的道路” (朱东润：我怎样写作〈张居正大传〉的》,《社会科学战线期）。吴晗的《明太祖传》（即《朱元璋传》），最早写作并出版于抗战局势依然严峻的1943年，大量增改补充的第二版出于解放战争将见分晓的1949年。学界对此有言，“时代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朱元璋传》的写作”。不止这些。这一时期，知名史家、学者如罗尔刚、许寿裳、李长之、邓广铭、顾颉刚、钱穆等也都积极写作中华民族历代杰出人物传记，大力张扬中华精神和民族自信。这些大家名作在报告的叙史中都一一在列。
（七）报告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兼容并蓄、综合发展的理念，对于传记影视在传记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肯定。
早至抗日战争时期，继而新中国前期的十多年间，乃至“传记影视创作与传播异军突起”（p39）的改革开放、着力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传记影视从故事影片滥觞、发展演进以至成为传记家族一种现代表现手段和形式，报告都给予系统性、连贯性考察和解读。报告鲜明指出，抗日战争时期的传记电影，主旨是“颂扬这些传统人物可贵的民族气节和高尚情操，抒发了壮烈的爱国主义情怀”（p14）；“新中国成立后，传记电影进入崭新的发展时期，成为承载历史题材和历史题材的重要形式，出现了第二次创作风潮”（p26）；“改革开放至今，伴随思想解放与新科技迅猛推进，传记影视创作与传播突飞猛进”（p39）。
(八)这本论文集尤其是主旨报告，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好方法——以传记作品的—社会效应来评估作品的评论、评价方法，故能高屋建瓴、取宏用精地回顾总结百年传记成就与经验。
报告在传记活动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理解传记特征特点差异、变化的根源和逻辑轨迹，找到传记发展的动力源泉的现实依据。首先，是紧扣各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特征和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伟人传记、重点目标揭示传记事业发展步履（这也是报告结构分期的历史根据）。这就使得该报告不只是进行描述性的盘点，而是昭示了传记创作、研究背后深层的社会思想文化根源与主导性思想理念对传记事业的影响。既充分肯定正确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传记事业的巨大推进作用，也指出背离正确思想路线从而妨害传记事业的经验教训。其次，以社会反馈角度，从整个传记活动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维度，回顾传记事业的进步进步历程。比如，报告设专节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记文学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用实证方法列举传记新书、再版书品种的翔实数据以及在总出书品种数中的占比，细分类传记年度新书品种数据及其在市场构成中的份额，还有力地阐明“传记文学事业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p41—46）。结合传记出版、传播效应和社会反馈来考察，将其作为检验和衡量传记作品质量、社会价值的一个指数性标准，是该报告的一个优点。传播开来，进入阅读产生积极影响、推进作用，传记才走完了最后的价值实现环节；而传记史书写到此也才对传记的发展变化情况作出完全的较为充分的说明。
报告和相关专题论文准确捕捉到了传记活动与社会其他领域的紧密关联性、多方面的复合功能和多向度的价值，肯定优秀传记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指出：“历史上许多中外知名人物的传记，往往涉及传主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以及对相关人物和事件的考证。这类作品的写作、翻译、出版，不但有益于历史学、科学、文化的研究，也有利于在学者和普通读者之间，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在古人和今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历史人物学术研究大众化、普及化，使具有研究性的人物传记赢得了广大普通读者名人传读后感50字，尤其受到青少年读者的欢迎。”（p38—39）又比如伟人传记，在述录新时期“科学家传记激励大众尊重科学，砥砺创新”的情况后指出，“科学家传记拉近了科学家与广大读者的距离，尤其对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人生和理想的思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p67—68）。同时还观察到：“大量科学家传记的出版和科学家的事迹宣传，引发了学界对中国科学家传记创作现状的全面梳理和总结。”（p67—68）
(九)此宗研究成果的呈现（亦即论文集内容结构形式），采用将主旨报告与个人专题论文相结合的编辑方式，颇有创意。
主旨报告是个逻辑自洽的板块，对“百年中国传记史”这一主题作了全面、系统和客观的阐述。散点分题的个人论文、述评和建言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则围绕主题——在先前组织专项研讨活动征文时即已确定并广为知会——就多个具体专题、细化的局部问题展开分析研讨。综观全书，既由主旨报告提供完整的百年传记发展过程的历史框架，又具有具体问题、局部肌体的腠理分析，达课题细分、阐述细化之功。主旨报告主史兼论，专题论文主论托史，两大板块紧密结合，相得益彰。遂使该文集既具备全书主旨统一性、统领性，又具备分析、见解、视角和观点的丰富性、鲜活性，使得叙史话语饱满而又厚实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活泼而又新颖，达成理论共性与学术个性统一，显示出史论结合的说明力和感染力。
站在当下新的历史节点，背靠传记事业百年历程，披拂着时代精神高度上的传记理性之光，报告对中国传记事业远大前程作了充满信心和豪情的展望，强调了关键性进取路径：认准历史方位，书写传记事业服务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新篇章；以人民为中心开展中国新时代传记活动；坚定文化自信，守正创新锻造传记文学艺术创造力；强化传记人才队伍建设，打造新时代传记文学新力量。（p101—104）报告鲜明地指出，中国传记人在未来的实践中，“必须明确担负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郭沫若自传里的王君，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为国家立心，为时代立传名人传读后感50字，为人民铸魂，塑造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书写新时代的新史诗，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期待，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新时代传记文学事业强大的力量”（p102）。这是传记事业中奋进者的目标愿景，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殷期待，是中国传记事业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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