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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通过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囊括了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遗存和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关的各种非人工遗存以及这些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获取、整理、分析、解释和研究这些资料需要具有专门的技术、方法和理论，考古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古代社会和历史【1】。关于考古和博物馆，早在1950年苏秉琦《如何使考古工作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中，就图解了考古和博物馆、历史研究等工作的关系【2】。随着考古学发展的突飞猛进，以及博物馆定义的不断创新，考古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时代下博物馆如何充分地对考古成果和资料进行解读和展示【3】，成为令人关注的重要话题。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先生在集刊第一本《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待材料的态度成为最大的工作旨趣，“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4】 ，成为中国考古学传统的圭臬。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接收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酝酿成立考古研究所。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人民政府颁布了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设立专门管理文物的机构，通过高校和短期训练班进行人才培养，一些省区也成立了考古研究所【5】。上世纪八十年代，夏鼐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中，把考古学具体研究方法和改变和进步作为那个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指出，“考古学上特有的理论问题是包括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规律，物质文化和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的互相关系，物质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互相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从前从事专门研究古器物或古文字的考古学家所不注意的”【6】。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总结新中国考古六十年，以八个方面归纳了六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念和方法的发展、变化，其中，“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是中国考古学日益成熟和不断繁荣的重要标志”【7】。
2011年，考古学成为历史学门中与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并列的三个一级学科之一，调整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专门考古等6个二级学科【8】。考古学科的设置和定位，势必会成为今后学科健康发展的保障。
尽管考古学成为了一级学科，但仍是大历史的一员，夏鼐先生曾把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比喻为广义历史学的两个轮子。而且，考古学有其特有的局限性，即已获取的考古材料永远都是过去存在过的极少一部分，而且这些获取的材料会因为获取手段的不同在阐释和研究上发生不同，甚至很大的不同国家文物局领导机构。考古的局限性会体现在博物馆的相关展示上。
材料或资料是考古学的重要内容，作为考古学的材料就是“过去留下了什么？”，至少有两方面的层次：首先是材料的分类，包括遗物、遗迹国家文物局领导机构考古界的吓人发现，以及共存的自然环境；其次是材料的性质，包括以上客观的对象以及对于这些观察的阐释和研究。如此，作为考古学的材料，就不是仅仅是孤零零的材料而已了。柴尔德对考古学的“考古资料”有专门的论述：考古资料不是由一些偶然发现的孤零零的遗物组成的，只有当遗物作为废弃物被发现于居址中，亦即它们存在于特定的环境（context）中时，才成为考古资料，具有真正考古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它们的功能、文化属性等才能被确定【9】。
2004中文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把“过去留下了什么？”称之为“材料”（Evidence），2015年中文版改为“证据”（Evidence）【10】。我理解这样的改动，更多是可能考虑到作为考古学的材料，不但是一个整体，更需要一个在阐释层面上的“证据链”，从这一意义上，“证据”比“材料”或“资料”更贴切。
《博物馆条例》第二条，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2007年维也纳ICOM，“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盈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可见，无论当今博物馆的定义如何拓展，其教育、研究和欣赏的目的非常明确，其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对象也非常明确。对于历史类博物馆而言，最大的对象或者说最大的价值自然就是陈列品的实物原件【11】，即通过科学的考古手段获取的出土物以及这些出土物所在的出土环境（context），甚至可以说，这是博物馆的灵魂。
除此，历史类博物馆在展现考古出土物和成果的同时，还有传世、征集品的利用，以及必要的展示形式。所谓传世，就是流传有序。征集的情况因为征集对象的不同而复杂，其中，征集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也有征集来历不明的，来历不明的征集品很大一部分是盗掘文物或赃物。盗掘的文物，失去了文物所在的基本信息，他们被利欲熏心的坏分子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流通市场，有相当部分改头换面为博物馆所收买。买还是不买？买是不是助长罪恶？这些都是长期面临的问题。
在一般博物馆的通史类展厅中，传世品和征集品因为缺少文物本体所在的环境信息，使得展示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一般博物馆通史类展厅的模式，更多展现的是进化论式的社会形态演变，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大多融汇到一条庞大的粗线条中，无论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浙江省博物馆“越地长歌”，还是湖州博物馆“吴兴赋”，安吉博物馆“天目苕水，安且吉兮”，均很难在具体的单元中展开某个节点性的事件。这时，考古特展的举办就成为重要的补充。
考古特展，是指以某一次或某一系列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内容进行的特别专题展览。可以是大家迫切关注的热点，如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五色炫曜——海昏侯”；也可以是经典的重大考古发现，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马王堆汉墓”展，马王堆几乎成为湖南省博物馆的支柱，无论是建筑的构架和展示的空间，均围绕着马王堆的中心；也可以是长时段的归纳展，如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合办的“发现历史”等；也可以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对同一批考古材料进行不同主题的展览，如殷墟妇好墓，首都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安阳博物馆各以“王后·母亲·女将”、“玉鸣铿锵”、“凤归大邑商”进行展览；也可以把考古新发现和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进行展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合办的“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就是成功的一例。
与此同时，新近些年，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在各地蓬勃发展，成为历史类博物馆的重要补充。遗址博物馆就是依遗址为依托，或直接以展现遗址的古迹为内容的博物馆，大的如秦兵马俑遗址博物馆，小的如南宋官窑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可能是我国建设的最早的遗址博物馆。遗址博物馆应该由遗址本体、遗址本体出土遗物，以及与遗址相关的其他背景要素组成，遗址博物馆展示的成败以是否准确、简明，以及欣赏的愉悦为衡量标准。这其中，遗址博物馆的遗址本体保护状况南方文物是扩展、出土文物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馆舍的建筑形式和内部空间，甚至包括管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衔接等，是目前遗址博物馆面临的最大问题。
考古遗址公园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2009年颁发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我所理解，应该是“考古”+“遗址公园”，而不是“考古遗址”+“公园”，是考古的遗址公园，而不是考古遗址的公园。相对于“公园”，就不是一般的“公园”，相对于“遗址公园”，又与遗址博物馆有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考古”的，这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国家文物局领导机构，赋予和保证了考古遗址公园持续的活力。
历史类博物馆如何与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互动，如何成为彼此有机互补的整体，如何彼此互相链接，值得深度关注。
《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定义的考古学国家文物局领导机构，“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来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其社会的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12】。考古学如何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曾说，“在研究历史时，首先需要搞清楚史料的年代、地点，然后才是依次处理什么人、什么事情、怎么做的，最后是为什么这样几个问题。……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我以为，这个逐次递进的设问和解答顺序，可视为其发展的根本逻辑”【13】。考古学做了些什么，或者说能做些什么，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教材归纳了十个方面（W）：
2009年王巍所长在《新中国考古六十年》中对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全面和详尽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文物局领导机构，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正在由考古资源大国向考古研究大国扎扎实实地迈进”（《考古》2009年第9期）。
如此，对新形势下的博物馆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多视角、多领域来读识考古发现和考古成果成为博物馆利用和展示的必须前提。就我所知，现阶段历史类博物馆领域极少关心关注这一问题，甚至从每年度的国际博物馆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主题【15】，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除了1997-1998年“与文物的非法贩运和交易行为进行斗争”（The fight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of cultural property）之外，没有一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来关注考古学家对于博物馆的重要作用，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传播形式的创新、传播对象的拓展，这也使得构架考古和历史类博物馆之间的学术平台越来越狭窄，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趋势。
博物馆如何能有效地解读和展示考古材料，不仅涉及考古学成果的另一种转化，更涉及作为出土文物移交的主要单位，如何更好地担负起起作为博物馆角色的身份，深刻了解和把握考古学怎么做和做了什么，是做好历史类博物馆展览的前提。考古学context也同样适用于博物馆对于考古材料的利用和展示。
context主张遗物、遗迹单元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为了便于历史类博物馆在解读、利用和展示考古材料时的延续性，在文物移交中也进行了充分的考虑。《瑶山》、《反山》考古报告出版后，历尽各家纷争，考古所在保留四个墓葬单元的少量标本后，其余分别移交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和良渚博物院。在浙江省博物馆，这批玉器被选择性地展示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的“良渚文化”展线上，既没有标识具体的出土单位，也没有说明具体的功能，甚至原本配伍的组件也被割裂了开来（如反山M12三叉形器和与之配伍的琮式长玉管），这就很有悖于原先移交的初衷。正因为如此，2015年在筹办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良渚遗址群考古展时，我提出考古所目前有作为研究标本的墓葬单元很完整的优势，浙江省博物馆不能做，良渚博物院分散在展线上，也不好办，我们可以反山M20为主线和引子，后来大家才有了“王的葬仪”起头的策划，特展也取得了很好的评价，同步出版的图录也荣获当年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16】。
关于博物馆展览中的context，也不妨以“越地长歌”良渚文化陶器展柜的“过滤器”为例，说明牌标识“陶过滤器，良渚文化，余杭吴家埠遗址出土”，这是一件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过滤器，包括盖、过滤钵和过滤器三件配套，实用过滤器器内还有分割的隔档，可能与酒类的制作有关，即将未经过滤、汁滓（zi）混合的原酿，即醪、醅倒入过滤钵进行过滤，让酒液从冲天嘴流入过滤器，渣滓留在过滤钵内。考古发现过滤器均与标识女性墓的纺轮共出，绝不与标识男性的玉石钺共存。这些是过滤器的基本信息量南方文物是扩展，那么对照标识牌和背景板文字：
当然，我们也要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类博物馆涉及考古展览的局限性。首先，如同考古所揭示的仅是古代人类的很小一部分一样，博物馆的展览也只能展览考古成果的很少一部分内容。其次，同样的把死人说活，替器物说话，考古学和博物馆的表述语言还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更担负着发现和复原历史的重任，而后者主要承担教育和传播的功能。
考古学作为学科，有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自身规律和要求，也担负着学科发展的目的性。博物馆作为教育、研究和欣赏的目的，在对考古材料进行解读、利用和展示时，要充分认识到考古学科发展的现状，了解和把握最新的考古成果，从而达到更为全面、有效的展示。无论历史类博物馆如何发展，承载考古context和巨大信息量的考古出土文物和遗迹，一定仍是历史类博物馆最具价值的实物。历史类博物馆的相关领导和从业人员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功夫，学习和了解考古学的基本知识，把握考古学科发展和考古新发现、新研究成果。同时，一线的田野考古工作者，也要以极大的热情和更高的综合素质，关注公众传播的最大途径——历史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
附记：本文为2018年6月4日在湖州博物馆纪念第42个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从考古发掘到博物馆展陈“讲座的文字版。
【3】崔波：《新时代博物馆定义再思考》、《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与博物馆学——新时代博物馆定义的再思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众号，2017-10-16.《国博馆长剑指考古发掘单位：速速移交出土文物！》，”文博圈“公众号，2018-03-06.“七大博物馆合作上演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人民日报”新浪文博2018-5-18 23：42.
【4】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台北，1967年1月再版。
【6】夏鼐：《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页。
【10】（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陈淳译：《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11】 “最具博物馆价值的陈列品是实物原件，这些实物原件是博物馆信息量最原始的载体，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我们把它通称为文物”，吕济民、苏东海：《博物馆》，刊《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 博物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13】赵辉：《怎样考察学术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824页。
【14】近些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其他单位，在余姚田螺山和良渚古城遗址的综合研究方面取得重要收获考古界的吓人发现，田螺山遗址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国家文物局领导机构，2011年。
【1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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