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50字汉文化包括哪些内容介绍历史文化遗产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起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检察公益诉讼新领域的重点予以部署推进，为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用好现有政策和法律依据汉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加大保护力度提供指引。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检察院诉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陕西省府谷县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镇羌堡行政公益诉讼案、甘肃省敦煌市检察院督促保护敦煌莫高窟行政公益诉讼案、福建省晋江市检察院督促保护安平桥文物和文化遗产行政公益诉讼案、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督促保护薛福成墓及坟堂屋行政公益诉讼案、山西省左权县检察院督促保护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江西省龙南市检察院督促保护客家围屋行政公益诉讼案、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督促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德邻公寓行政公益诉讼案、浙江嵊州市检察院督促保护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旧址行政公益诉讼案、湖北省恩施市检察院督促保护崔家坝镇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案。
各地检察机关办理的文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类型丰富多样，既为各类别文物公益诉讼保护提供了可借鉴的办案经验，也为该领域公益诉讼理论汉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制度和立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从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所涉的文物类型来看，包括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传统建筑、传统村落等；从线索来源看，有群众举报、代表交办、文物部门或其他机关、组织移送、刑事检察案件发现、专项排查发现等；从监督方式来看，既有行政公益诉讼，也有民事公益诉讼；从监督的具体情形看，包括法人违法施工破坏文物、文物被违法改建或占用、文物被盗掘受损、产权人擅自修缮或无力修缮致文物受损等；从被监督对象来看，包括地方政府、文物部门或其他行政机关、破坏文物的单位或个人等。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作为公益诉讼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加强与相关行政机关的沟通协作，针对该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强化案件办理，注重办案实效，推动法律完善，加强案例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
10、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崔家坝镇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传统村落行政公益诉讼案
违法行为人构成妨害文物管理罪相关罪名，并对文物造成实际损害，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文物修复责任并公开赔礼道歉。
2019年10月，谢某某提供作案工具及车辆，与杨某某、李某某等8人共同盗掘乌图布拉格土墩墓（第六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因盗洞塌方渗水，盗掘行动停止。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认定，盗掘人员采用掏挖盗洞的方式进行盗掘，盗洞深处已达墓葬封堆下中部位置，接近墓室，盗掘行为已对墓葬本体造成了严重破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乐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博乐市院）在审查谢某某等9人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一案时，发现上述9人盗掘古墓葬的行为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将该案线索移送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审查。
为确定盗掘行为对古墓葬造成的损害价值，博乐市院委托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现场勘察、评估修复费用，该所出具《关于博乐市乌图布拉格1号墓群（乌图布拉格土墩墓）被盗墓葬现场勘察报告》，确定墓葬盗洞深处已达墓葬封堆下中部位置，已接近墓室，盗掘行为已对墓葬本体造成了严重破坏；结合新疆伊犁地区同类型土墩墓的发掘工作，初步判断被盗乌图布拉格土墩墓所属年代为战国至汉代时期，从墓葬规模来看，其体量巨大，等级较高；依据国家文物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被盗挖区域盗洞回填修复费用为人民币44592.24元。
2020年5月22日，博乐市院决定对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违法行为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审查，并于同日在国家级媒体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提起诉讼。同年6月22日，博乐市院向博乐市文旅局发出征询函，征询其是否对谢某某等9人提起诉讼。该局书面回复尚不具备起诉能力，请博乐市院按照法律赋予的公益诉讼职责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0年9月7日，博乐市院向博乐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谢某某等9人承担乌图布拉格1号墓盗洞回填修复费用44592.24元，并通过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20年9月9日，博乐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庭审中，公诉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出示、宣读了本案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自治区文物考古所出具的《关于博乐市乌图布拉格1号墓群（乌图布拉格土墩墓）被盗墓葬现场勘察报告》等证据，证明了被告人谢某某等9人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破坏了古墓葬的完整性，改变了古墓葬内文物的原有保存环境，不利于古墓葬内文物的继续保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被告人谢某某等9人当庭认罪悔罪，并将44592.24元盗洞回填修复费用交至博乐市人民法院账户。9月10日，9名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在国家级媒体上发布赔礼道歉公告。9月24日，博乐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谢某某等9名被告人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并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提出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
2020年10月13日至16日，博乐市文旅局使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缴纳的盗洞回填修复费用，在自治区考古所专家现场指导下，对乌图布拉格土墩墓进行回填修复，并在古墓葬周围立起围栏及标识。
盗掘古墓葬严重危害文物安全。本案中，违法行为人盗掘古墓葬致使墓葬受到严重破坏，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对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委托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出具勘察报告，准确确定其修复责任和费用，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保证被破坏文物得以有效、专业的修复，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有益样本。
针对政府组织的工程施工导致的文物受损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地方政府严格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在推动城市建设的同时，注重对文物的依法保护。
镇羌堡位于陕西省府谷县新民镇新民村，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是府谷长城线上最南端的一个军事战略防御重镇。2019年4月，府谷县新民镇政府未物管理部门审批，经招标投标，由榆林市汇泉盛建设公司在镇羌堡内进行5段步行道路混凝土基础和4条防洪排污管网铺设的施工建设。该路基和防洪排污管线建设同时穿过了镇羌堡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因施工单位未对镇羌堡鼓楼周围采取围挡措施，致使鼓楼墙体被水泥泥浆污染，墙角部分砖块脱落，城墙下堆积了大量的建筑垃圾。
2019年6月，府谷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府谷县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收到群众举报线索和照片，称“镇羌堡遭到破坏”。该院经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取证，调取文物档案，以及询问镇羌堡内居民、施工工人、新民镇政府工作人员后查明了公益受损事实。2019年7月4日，府谷县院依法分别向新民镇政府、县文化和旅游文物广电局（以下简称县文旅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对在明长城镇羌堡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施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保护文物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新民镇政府立即停止施工，撤出所有施工机具，清理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对文物本体采取围挡保护措施，成立了镇文物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辖区内文物进行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府谷县文旅局发出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对停工后路面留下的检查井口、排污口和管涵（注：埋在地下的排污、排洪、自来水管道）采取了临时防护措施；委托文物勘探工作队等部门编制了《文物保护方案》《文物影响评估》等，邀请专家评审论证，现已按照陕西省文物局批准方案完成整改。同时，府谷县文旅局对全县文物和长城遗址点段进行排查摸底，梳理出隐患点段16处；与新民镇政府对镇羌堡城墙附近、堡内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
为进一步加强长城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府谷县政府于2019年6月26日召开专门会议，决定建立由县文旅局包片、文管办包镇、长城保护工作站包线、群众文保员包点、镇政府包辖区的网格化文物安全和长城保护管理体系。确立了长城保护政府主导和“属地管理”，文物行政部门承担监管责任，基层文管所等长城点段实际管理者承担直接责任的常态化文保管理机制。同时建立长城巡查保护长效机制，一方面加大文物巡查保护经费投入，加强长城巡查保护工作；另一方面加强文物保护执法力度，与基层派出所在重要节点处设立文物保护警务室。
2019年10月份，府谷县院对案件开展跟进监督，确认镇羌堡鼓楼和镇羌堡城墙墙体被污染的部分已恢复原貌，堡内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已清理干净。2020年5月，府谷县院与县文旅局联合开展“长城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就辖区内长城遗址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内存在的垃圾堆放、违建房屋、电力移动等部门在长城红线内设立的信号塔、煤矿采空导致长城塌陷、铺设开挖高位水池排水管道、未设立保护标志和界碑等问题共发出检察建议14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安装长城保护标志石碑45块、保护说明牌80块、石质界桩120根，拆除长城红线处，对需要抢险加固维修的镇羌堡、守口墩烽火台立项申报，对因煤矿采空影响长城遗址安全的2个煤矿采取地面监测、留设保安煤柱等方式监测，以保护长城遗址安全。
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系中国首批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本案中，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过程中，未依法对长城遗址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导致文物受损，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地方政府严格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促进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利用协调发展。
文物保护需要与环境、资源、安全等相关领域系统治理。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协同优势，以召开圆桌会议等形式，推动多部门共同履职，形成文物保护合力，促进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协调推进。
甘肃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至今，敦煌三危山下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内，敦煌市敦盛石业开发有限公司等5家石料厂和砂矿违反文物保护禁止性规定，在作业过程中炸山采石，乱挖乱堆，破坏山体形貌，生产作业产生的粉尘对莫高窟的生态环境、景观形象和文物安全造成危害隐患，同时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身体健康也造成极大困扰。其中4家石料厂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环评手续齐全，且完成环保自主验收。另1家建筑用砂矿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完成环保自主验收。
2016年以来，甘肃省酒泉市生态环境局敦煌分局针对4家石料厂未采取有效控制、减少粉尘排放措施，未安装污染防治措施和破碎生产线等问题，多次督促整改，并作出行政罚款、责令停止生产等行政措施。敦煌市应急管理局对4家石料厂未按要求设置安全防护设施、未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使用淘汰工艺等不符合安全生产的行为，亦多次采取下达安全生产执法文书、作出行政罚款、责令限期整改等行政措施，但违法行为始终未得到有效遏制。
2019年11月，酒泉市人民检察院将群众举报的该案线索交敦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敦煌市院）办理。敦煌市院通过走访调查、征询意见、调取证据、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涉案4家石料厂及1家砂矿均设在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之内介绍历史文化遗产，石料厂和砂矿在长期生产作业过程中对莫高窟及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严重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由于该案涉及负有行政监管职责的部门多且存在职能交叉，敦煌市院于2020年1月15日采取公开宣告的方式分别向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敦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敦煌市自然资源局、敦煌市应急管理局、酒泉市生态环境局敦煌分局等4家行政单位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各单位依据职责对敦煌莫高窟建设控制地带内设置的石料厂和砂矿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石料厂采用的爆破、挖掘作业等活动责令停止，并进行限期治理和拆迁整改，尽快消除文物和环境安全风险隐患，确保莫高窟文物安全及周边环境和山体形貌免遭破坏。
2020年3月13日，4家行政单位对检察建议进行了书面回复，由敦煌市自然资源局牵头制定《敦煌市三危山下石料厂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在2020年8月31日之前对石料厂全面停工停产，12月31日之前完成拆除搬迁和地形地貌及周边环境恢复治理。各相关行政单位在整改期间，依据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共同做好监管工作，按期完成石料厂关闭退出工作。为进一步督促各行政单位依法履职，严格按照方案的目标要求、完成时限和具体措施整改落实到位，2020年4月25日，敦煌市院组织召开落实整改圆桌会议，省、市文物部门、敦煌市政府、敦煌研究院和市自然资源局等相关单位以及代表、政协委员20余人参加，共同协商解决石料厂关闭退出相关事宜，助力莫高窟文物和三危山景区环境保护。8月底，4家石料厂已全部停工停产，如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整改任务。截至2020年11月，酒泉市自然资源局已委托第三方对石料厂剩余矿产资源量进行核实，重新划定了矿权范围，正在依法办理出让手续。目前，1家石料厂的设施已搬迁完毕，3家石料厂已联系好搬迁地点，搬迁的相关事宜正在协调当中，其他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敦煌市文物资源丰富，有“千佛洞”之誉的莫高窟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习总曾专门指示，要加强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本案是全省检察机关与文物部门联合开展“国有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取得的成果。本案文物安全隐患形成原因复杂，所涉监管部门多、职责不清，且涉及多家民营企业经营活动。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协同多部门出台共同遵循和执行的文物保护方案，在推动国有重点文物保护的同时也保障了地方民营经济的绿色发展。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非遗活态传承 诉前圆桌会议 跨域协作
保护文物应当同时加强对文物承载或关联的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保护。检察机关回应华侨、台胞关切，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诉前圆桌会议作用，推动多部门联动执法、协同治理，破解文物保护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难题介绍历史文化遗产。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是2020年中国唯一申遗项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平桥是该申遗项目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安平桥横跨泉州晋江、南安两地，是世界上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也是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石桥。因经年累月风沙侵蚀，桥墩、桥板、渡头石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害。邻近村民擅排污水，致安平桥周边污水横流、水体发臭，传统风貌遭到破坏。当地“嗦啰嗹”“掠鸭”非遗项目与民众生活融合不够，导致闽南民俗文化面临传承危机。
2018年11月，团部分全国代表视察安平桥时，呼吁对该文物及其周边生态文化环境开展综合治理、协同保护。为此，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晋江市院）依托“驻安平桥景区检察工作室”加强对安平桥及周边生态环境的巡查，发现安平桥部分桥墩下沉，存在塌陷风险；当地“嗦啰嗹”“掠鸭”等非遗项目与民众生活融合较少，传统文化面临传承危机；安平桥周边水体发臭等问题，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督促解决这些问题，该院决定立案审查，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本案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涉及到晋江、南安两地多部门跨域协作问题。为此，晋江市院联合侨台外事、文旅部门、属地政府等部门召开诉前圆桌会议3次，邀请代表、侨联代表列席6人次，邀请文保专家、环保专家到场指导10人次，现场巡查督促5次，多次深入安平桥周边村镇，走访非遗项目传承人，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经过对安平桥的文物修缮、周边污水整治、非遗项目传承等方面充分论证，2019年5月，晋江市院向该市文化和旅游局、安海镇政府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各相关监管部门按照检察建议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晋江市文旅部门组织编制安平桥等文物的修缮方案并积极向上申报；安海镇政府将“嗦啰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当地的元宵、端午、中秋民俗完美结合，在安平桥生态公园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增进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认同感和参与感；水利、生态等部门联合推进安平桥周边污水管网纳入市政管理工作。目前，晋江市投入200余万元对安平桥涉危桥墩抢险加固，投入300万元对黑臭水体进行整治，并预算追加2200万元用于安平桥地质资料勘探监测和主体修缮、周边城市管网铺设和安海湾水域整治及开展“嗦啰嗹”等非遗项目传承活动。
经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截至2020年11月，安平桥桥墩已完成加固，渡头石周边垃圾全部清理，水体监测COD值持续下降，安平桥主体修缮项目稳步推进，三大传统节庆民俗活动开展如火如荼，被妥善保护的古桥与碧海相映成趣,呈现出鸥鸟群嬉、海天一色的美好景象，获得了代表、海内外乡贤和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安平桥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灿烂的海丝文化，寄托着两岸民间守望相助的情怀。检察机关回应公众关切，通过诉前圆桌会议推动多部门联动执法、协同治理，不仅注重保护文物本身，还督促治理文物周边生态环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深度挖掘安平桥及其周边立体、多元、丰富的人文、生态、产业、公益价值，营造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检察机关运用诉前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修复被毁坏的古建筑，同时加强类案监督和源头治理，发挥检察一体化职能推动地方政府出台加强文物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为防控同类侵害危险提供依据。
薛福成墓及坟堂屋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军嶂山东麓的龙寺生态园内，属于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无锡梅梁湖核心景区，2003年6月被核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薛福成墓坟堂屋内，部分场地杂草丛生，堆放有大量树枝、草杆及其他废旧物品，屋顶已损毁缺失约四分之一，并压有类似彩钢瓦的大块杂物；坟堂屋保护范围内南面第一排建筑被改建为茶叶加工厂，厂房内放置有加工设备，厂房后侧有三根排污烟囱；厂房将薛福成墓与坟堂屋完全隔断，并将坟堂屋完全封闭在厂房后侧，文物原状及历史风貌受损严重。
2018年6月，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滨湖区院）接到文物保护爱好者举报后立案审查。承办检察官多次前往现场实地勘察，对照文物基本资料，确定文物保护单位遭到损毁的实际情况。运用无人机技术对被封闭的坟堂屋整体状况及内部情况进行了拍摄，固定其遭受破坏的证据历史文化遗产50字。对比谷歌地图历史图像以及航拍图片，发现茶叶加工厂房为2013年下半年占用部分庭院新建，该行为发生在坟堂屋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经调查核实确定了两方面问题：一是该茶叶加工厂厂房建设未经审核，违反了太湖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二是在坟堂屋保护范围内擅自建造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厂房，违反了文物保律规定。
为切实保护薛福成墓及坟堂屋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区，滨湖区院于2018年7月17日、20日分别向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两单位对案件中存在的问题依法处理，并建议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在全区范围内排查、整改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无锡市市政和园林局收到检察建议后，即组织人员开展现场调查，核实薛福成墓及坟堂屋建筑全部位于梅梁湖景观规划核心景区范围内，茶叶加工厂属无锡龙寺生态园有限公司的违法建设，违反了《江苏省太湖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遂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二十万元并责令其在六个月内拆除违法建设的行政处罚。2019年6月，无锡龙寺生态园有限公司按要求缴纳了罚款并拆除了违法建设。
滨湖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会同市局有关专家、设计单位人员赴当地街道现场实地查看情况，结合目前使用情况及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委托具有文物修缮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了修缮设计方案，报上级单位审批同意后组织实施。2020年8月，坟堂屋修缮工程竣工并通过验收，坟堂屋重新向社会公众展现其历史风貌。
在本案基础上，滨湖区院开展了类案排查，发现无锡市人民政府自1983年至2016年陆续公布了五批379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但一直未公布实际已划定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两线”（保护范围及控制地带）范围，导致文物部门执法缺少关键依据，滨湖区院遂提请无锡市检察院向无锡市人民政府进行书面报告。最终，促成无锡市人民政府2018年12月10日出台《关于公布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对全市275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了具体、明确划分，并形成图纸，在全市公布。
薛福成墓及坟堂屋是无锡著名历史名人墓地，是反映地方历史文化习俗的重要文物。检察机关针对文物受损情况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使破坏风景名胜区的违法建筑得以拆除，受损文物得以修缮。在个案办理中注重挖掘文物保护中存在的根本性、源头性问题，并利用科技手段发现了辖区内大量文物的“两线危机”，发挥检察一体化机制优势，推动市级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为本地文物管理和执法工作补强了依据和标准历史文化遗产50字。
针对不可移动文物面临的拆迁灭失风险，检察机关积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在保障脱贫攻坚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保护好文物安全。
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位于左权县芹泉镇芹泉村杨家庄自然村，该兵工厂始建于1937年底，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太行山区较早建立的兵工厂，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朱德、彭德怀、罗瑞卿等曾亲临此处指导工作，是左权县迄今保存形制较为完整的遗址。2019年9月，兵工厂旧址被左权县文物局确定为“左权县不可移动文物”。按照2018年12月制定的扶贫方案，杨家庄村作为深度贫困村被左权县确定为32个脱贫攻坚整体搬迁村之一，定于2019年底前实施搬迁、拆除，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也在拆除范围，该遗址面临重大灭失危险。
2019年11月，杨家庄村民向左权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左权县院）反映，该村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即将被拆除。左权县院经初步调查核实，于11月11日作出立案决定。通过调取有关脱贫攻坚文件、杨家庄兵工厂史志研究资料和文物确定资料，对案件事实进行了认定。鉴于该案涉及脱贫攻坚工作，影响较大，左权县院及时向县委汇报，与县政府沟通，并请示晋中市人民检察院启动一体化办案模式，两级检察机关会同县委、县政府有关人员共同赴杨家庄实地察看，详细听取县文物部门、镇政府及村民代表意见，聘请省级文物专家对该处遗址进行了保护必要性论证。2019年11月14日，左权县院向该县文旅部门依法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建议其采取措施，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对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进行有效保护。
发出检察建议后，左权县院持续跟进监督，推动形成“文物保护范围内人走房留、移民搬迁政策继续享受”的解决方案。在落实整改过程中，左权县文化和旅游局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保护方案，并向上级文物部门申报文物保护单位，申请专项维护修缮经费，聘请专家组对杨家庄村发展红色旅游进行整体规划。2020年6月，山西省文物局确定八路军杨家庄兵工厂旧址为山西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700万元专项修缮资金中的100万元已先期到位，文物保护修缮一期工程开工实施，已有4处院落完成修缮。同时，左权县文旅部门以“杨家庄八路军兵工厂旧址”为依托，集中打造德育教育基地和太行军工研学基地。
本案所涉文物是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和我工发展的重要见证。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在服务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同时，积极助力文物部门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不仅使文物免于拆除灭失的命运，还与文物部门共同推动将其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发挥其在红色文化传承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检察机关针对传统建筑安全问题，以地方性法规为监督依据，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并以个案监督推动对辖区内该类传统建筑的整体和长效保护。
赣南客家围屋是赣南客家人聚族而居建设的特色民居，是“中国五大特色民居建筑”之一，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汉晋坞堡的活化石”。然而，龙南围屋多为土木结构建筑，除得到旅游开发保护的关西新围外，其他围屋均年久失修，保护现状堪忧，不同程度存在自然破损和人为破坏情况，有较大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一是围屋部分墙体倒塌、梁架塌陷；二是围屋周边堆放柴火，电线乱搭乱接，且使用明火生产生活，消防安全设施不齐全、过期或报废；三是文物保护标志被损毁、移动或掩盖；四是文物保护范围内或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存在违规建房、破坏围屋历史风貌等现象。
2019年5月，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龙南市院）以贯彻落实《赣南客家围屋保护条例》为契机，针对地方代表交办的“里仁镇渔仔潭围和沙坝围无人管理，有安全隐患，希望检察院加强公益保护”线索，对客家围屋保护公益诉讼案立案调查，组织对渔仔潭围、沙坝围、关西新围、燕翼围、乌石围五座具有代表性的围屋进行现场调查，通过实地勘查，调取围屋普查、维修、开发、利用资料等方式，收集、固定相关证据，梳理出龙南境内围屋基本情况以及保护监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于2019年7月向龙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书，并以公开宣告的方式送达，建议其依法履行赣南客家围屋保护监管职责，及时制止破坏、损毁赣南客家围屋的违法违规行为，限期维修，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检察建议发出后，龙南市院主动与行政机关沟通协调，多次到围屋维修整改现场，协商落实具体整改措施，并邀请代表、人民监督员、周边群众等参与整改成效评估。同时历史文化遗产50字，龙南市院向龙南市委、市会专题报告案件情况，引起市委高度重视，促成市会组织专题调研，推动围屋保护工作。龙南市院还结合当地“全域旅游”战略，向市委市政府建议将多座具有保护和利用价值的客家围屋纳入旅游规划，争取维修资金，加强文物保护。2019年8月，龙南市委会议通过了渔仔潭围、沙坝围的旅游综合开发投资计划，维修整改进入施工阶段。
本案的办理推动了行政机关对境内围屋的整体维修、保护、规划、利用工作，创新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治理新路径，加快推进了龙南境内47座客家围屋保护三年维修计划。龙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出台了客家围屋综合安全保护制度和围屋保护针对性管理办法，9处被列入国家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围屋所在乡镇、村均成立了文物管理理事会、安全巡查自治组织等围屋保护民间组织，实现了对围屋保护的社会化、常态化。龙南市社会各届对客家围屋的保护意识显著增强，并于2019年9月成功举办了龙南市第三届旅游文化节“客家围屋高峰论坛”，客家文化得以更好传承和传播。
赣南客家围屋是研究和见证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渊源，在中国建筑发展史和传统民间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检察机关针对客家围屋存在的诸多安全问题，以督促落实地方性法规为契机，与行政机关同向发力推动解决客家围屋保护的方法、标准、资金等难题，完善长效保护机制，充分发挥民间自治组织作用。检察机关在个案案例基础上，主动参与客家围屋保护的综合治理和旅游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当地走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贡献了检察智慧。
优秀历史建筑因违法施工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协同促成所有权人依法履行修缮职责，保护城市历史风貌。
德邻公寓原产权人为上海鸿锳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锳公司），2015年6月18日，鸿锳公司将其名下的德邻公寓一至二层、三至六层分别租赁给上海鸣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屹公司）、上海箐悠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箐悠舍公司）。随后，鸣屹公司和箐悠舍公司在未经依法申报审批的情况下违法施工，对德邻公寓重点保护部位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虹口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虹口房管局）曾在2015年8月25日对产权人鸿锳公司、承租人鸣屹公司、箐悠舍公司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开展修复整改工作。此外，鸿锳公司与鸣屹公司、箐悠舍公司因该违法施工行为发生了房屋租赁纠纷并诉诸法院。二审裁判确认鸣屹公司、箐悠舍公司系违法施工，鸿锳公司与两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也因此被解除。2017年7月，德邻公寓产权人变更为上海摩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硕公司）。鸿锳公司与摩硕公司均为私有企业。但产权人、承租人均未对受损的公益进行修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虹口区院）从网络新闻媒体报道中得知该线日对该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查明：德邻公寓系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属三类保护类别。《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了各方主体的保护责任。德邻公寓在2015年装修过程中，无论是产权人，还是承租人均未履行审批手续。在事实上对德邻公寓的重点保护部位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后，产权人、承租人以及之后的房屋受让人均没有按照规定或承诺对德邻公寓进行修复，从违法行为被发现并确认已经长达3年时间，优秀历史建筑始终处于受损状态。
虹口区院于2018年8月29日向虹口房管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行政监管职责，督促相关责任单位立即启动德邻公寓修复整改方案的编制及审核批准程序，并对修复整改全程进行有效监管，恢复优秀历史建筑原状。虹口房管局收到建议后，即召开专题会议布置整改工作，督促所有权人履行修缮职责及编制修缮方案，完善管理措施。2019年5月21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和虹口区院组织全国代表至德邻公寓施工现场，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跟进监督，了解修缮工程的修复方案及施工进度。2019年7月10日，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组织竣工验收现场会，虹口区院派员参加，确认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优秀历史建筑得到有效恢复。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德邻公寓作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之一，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历史人文价值。然而，私有产权优秀历史建筑往往容易由于所有人保护意识不足，出现违法施工、擅自修缮等情形，针对该类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中的高风险与行政监管滞后缺位之间的矛盾，检察机关督促并助力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发挥兜底和补充作用，加强对城市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力度。
对于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私有产权旧址、传统建筑，检察机关通过督促行政机关与文物所有人签订履行修缮协议，既妥善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公共利益，也有效维护产权人合法权益。
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938年1月将办公地点设于浙江省嵊县太平乡(今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即现省工委唯一旧址），同年2月，改名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同年5月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省工委驻地成为新的宁绍特委机关办公场所，直至1940年2月。
省工委旧址始建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坐北朝南，四合院式庭院，建筑面积1296平方米，受自然、人为等多重因素影响，多处大木构件如柱、梁、桁、枋槽腐朽霉变；屋面走样，局部渗漏；墙体粉层空鼓、剥落；门窗、雕花件残破缺失；部分楼板霉腐和残缺，整体建筑破损情况较为严重，原有的建筑结构与风貌受到严重影响。
2018年7月，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嵊州市院）在开展旧址保护专项检察公益诉讼活动中，发现省工委旧址整体建筑损毁程度严重，存在随时倒塌的危险。经调查核实发现，省工委旧址属于古建筑，因建设年代早、体量大，且保存状况较好，又是浙江省工委驻地，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2年被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旧址部分产权经过交易，现属于十户产权人私人所有。虽然嵊州市文物管理处曾于2015年10月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完成省工委旧址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并发函要求嵊州市长乐镇人民政府予以修缮，但该镇政府因产权人修缮意见不统一、修缮资金紧缺以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难以平衡等原因，未能组织实施修缮工作。
2018年11月14日，嵊州市院邀请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一同前往长乐镇政府公开送达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建议镇政府尽快与产权人签订修缮协议，组织实施省工委旧址修缮项目，协调文物和民政等部门共同落实修缮资金补助，切实保护文物安全。
2019年1月15日，嵊州市长乐镇政府书面回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该镇已与全部十户产权人达成修缮协议，由长乐镇人民政府出资修缮、以修缮资金置换房屋租金的方式，达成使用权置换方案，镇政府可使用省工委旧址二十年。修缮协议签订后，为助力费用尽快落实，嵊州市院主动争取乡村振兴办、原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现嵊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民政局、财政局等多方支持，并向市委市政府专项汇报，获得市委重视，最终促成修缮经费得以落实。截至2020年10月，浙江省工委旧址修缮项目已完成现场施工，现处于竣工验收阶段。
本案所涉传统建筑、旧址产权虽属私人所有，但其历史文化价值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依据法律规定该类不可移动文物一般由所有人负责修缮，政府可以给予帮助。针对实践中所有人修缮不及时或无力修缮导致的文物损毁问题，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与文物所有人签订修缮协议，破解保护公益与尊重私有产权人处分权可能冲突等难题。
传统村落保护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能，容易出现“九龙治水”难题。检察机关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督促并协同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系统推进传统村落总体保护。
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原滚龙坝村（现为鸦鹊水村滚龙坝组）以古建筑群、古墓葬而著名。该村2007年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滚龙坝古建筑群还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该传统村落民居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古墓葬群被多次非法盗掘，养殖污染破坏生态环境。
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恩施市院）接到村民举报称滚龙坝村传统民居和古墓葬未得到依法有效保护，遂于2020年5月6日立案调查。办案人员经多次走访当地村民、现场查勘、向行政机关调取证据材料，发现滚龙坝村存在古墓葬破坏、水泥砖房取代民族传统木质瓦房、养殖场直排污水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情形。恩施市院于5月28日以公开送达的方式向崔家坝镇政府、恩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恩施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职，保护好历史文化名村。
收到检察建议后，各行政机关按照检察建议的内容积极履职。崔家坝镇政府积极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对文物的安全巡查和防护,严格控制违法建房,组织对破损古宅进行专业维护和修缮,制定文物保护方案,加强辖区内污水规范处置，整治环境卫生。恩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召集相关乡镇传达学习文件精神，编制了滚龙坝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并积极争取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争取到专项资金用于解决污水管网的建设。恩施市文化和旅游局加大了文物保护项目和资金的申请力度，积极争取了200万元的专项资金对滚龙坝古建筑群文物进行维修保护,配备了消防历史文化遗产50字、安防设施，同时加强对滚龙坝村古建筑群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和指导，编制滚龙坝古建筑群文物保护规划。
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恩施市相关部门开展了统一行动，对全市的历史名村介绍历史文化遗产、传统村落和特色村寨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制定了保护措施和方案，达到了“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保护好传统村落对于传承民族文化、打好脱贫攻坚战、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针对本地传统村落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主动协同住建、文旅、镇政府多部门共同履职，统筹解决了传统村落保护相关的政策、资金、环境、规划等一系列问题，促成解决个案问题的同时，还推动了对本地区传统村落的总体保护，守护了当地群众的美丽乡愁。
文物和文化遗产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是一个国家的血脉和灵魂，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我国作为世界文物大国，文物保护工作任重道远。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厅长胡卫列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记者：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未明确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列为公益诉讼法定领域，实践中，检察机关是如何依据现有法律规定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的？
胡卫列：虽然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作为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专门领域，但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用好现有政策和法律依据加大保护力度，对部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法定领域的，探索开展公益诉讼加大保护力度。比如，依据环境保关于环境包括人文遗迹、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规定，纳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依据文物保和物权法关于国有文物所有权的规定，纳入国有财产保护领域；依托英烈保，将属于国有文物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纳入英烈权益保护领域。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主动服务、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中心工作，积极探索相关领域案件办理。比如福建省泉州市检察机关以助力“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为契机，部署开展“古城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和“活态古城 生态泉州”公益检察活动。
胡卫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五年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强调“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这是对检察公益诉讼改革探索成效的充分肯定，更是对这项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更大期待和更高要求。
将文物和文化遗产领域作为公益诉讼新领域的重点予以部署推进主要有以下考虑：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在近几年的全国上，全国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门就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提出的建议和提案达几十件。截至2020年11月，全国23个省级会作出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专项决定，其中有17个明确将文物、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公益诉讼新领域案件范围。住建部、国家文物局也高度关注文物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并专门开展调研，希望借力检察公益诉讼职能共同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总的看来，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地方性立法，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职能、有效激活和提升文物治理能力水平、推动形成保护合力都有高度共识。
据此，最高检作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改革任务的牵头单位，经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委意见，已将文物保修改时单设公益诉讼条款，部署开展长城保护、大运河文化保护、文物保护等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等列入实施规划和落实计划，在2020年1月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作了明确部署，并写入了向所做的工作报告。今年以来，最高检还与国家文物局多次交流会商相关工作并开展联合调研，与住建部开展了历史文化保护联合培训。
胡卫列：检察公益诉讼作为中国特色公益保护司法制度，其制度初衷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行政公益诉讼职能，通过诉前磋商、圆桌会议、公开听证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厘清职能，全面履职，解决“九龙治水”难题。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可以发挥民事公益诉讼职能作用，对破坏、损毁文物的当事人或者单位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胡卫列：总体来看，公益诉讼办案使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切实加强，增强了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此外，还有效激活了政府对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如陕西省府谷县检察院督促保护明长城镇羌堡行政公益诉讼案中，检察机关督促相关镇政府停止在镇羌堡内进行管网工程施工，加强了涉案段长城及其附属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各地检察机关普遍加强与文物保护部门协作联动，推动完善了文物和文化遗产长效保护和利用机制，解决私有产权文物保护难题，提高文物保护综合治理水平，更注重兼顾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相协调。如福建省晋江市检察院与文物保护部门、属地镇政府形成常态化的文化遗产保护协作机制，深度挖掘文化遗产周边立体、多元、丰富的人文、生态、产业、公益价值，综合构建文化遗产主题生态旅游，助力打造文脉、民俗传承的活态保护标本，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胡卫列：检察机关在探索开展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公益诉讼保护过程中，确实存在法律供给上的严重不足。一是总体法律依据不完善，以致在监督范围、立案标准、调查取证、诉讼等环节缺乏有效的实体和程序法律依据，易产生分歧，影响办案效果。二是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历史文化遗产50字，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损害认定、修复等缺乏科学评估方法或者可参照的标准，增加了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确定诉讼请求、执行监督的难度。三是不少文物保护涉及历史遗留民生问题，如何在经济建设、文物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有效有效协同多部门执法整改，助力地方党委政府解决文物保护中的疑难杂症，需要更多检察智慧、监督智慧。
刚刚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等。
下一步，最高检将与相关立法、执法机关加强沟通协作，不断增强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加强理论研究，推动在相关法律、法规修改时，增设公益诉讼条款，授权检察机关对妨害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加强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配合，建立长效机制。联合国家文物局、文化旅游部、住建部等相关部委出台文物保护方面的协作意见，在线索移送，信息共享、调查取证、专业支持、联合督办、调研、培训和发布典型案例等方面加强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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