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近代史上完整歌词
新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新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主义史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史、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新主义史的研究积累了丰硕成果。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受“告别论”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新主义史研究也遇到很多挑战。党的以来，习高度重视中史、中国史研究，就中史、中国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领导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中国党创立100周年等系列重念活动，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在此背景下，新主义史研究也迎来新的重大机遇，我们应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新主义史研究。
新主义是中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和重大历史意义。
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中国党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习指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一百年来，中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这些重要论述科学阐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近代史、中史、新主义史，就是这个历史主题的实践展开。新主义史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中国人民在不懈斗争中实现解放和独立的历史。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全面深刻、内涵丰富的伟大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本质的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作为一个目标状态内含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标识性要求，这就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即物质基础，先进完善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制度，健全合理的上层建筑即制度，科学先进的思想文化及其形成的高度文化自信，全面发展、自主自觉的的历史主体即人民群众。这些标识性要求须依靠中国人民这个历史主体进行深度的性变革才能形成，而中国人民要完成这个变革就必须从历史自发状态上升到历史自觉状态，成为团结统一、自主自觉的实践主体，凝聚起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合力。但是，历史主体的形成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先进思想的指导，先进制度的保障，先进道路的引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长期磨难，就是因为缺乏这些重要的历史前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社会制度、经济技术落后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中华民族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沉重灾难。危机面前，中国人民没有自甘屈辱，而是在痛苦磨难中奋起抗争。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各种方案轮番出台，各种探索前仆后继，太平天国起义掀起反封建斗争，维新变法掀起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义和团运动掀起反侵略斗争。但是，一次次抗争都归于失败。虽然如此，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根本选择，历史开始发生重大转折，人民逐步觉醒。辛亥把旧主义推向高峰，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制度，但它并不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思想启蒙的狂澜，但因为领导者的思想局限及其理论工具的不科学，思想启蒙并没有真正完成。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社会，掀起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被作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第三，新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近代以来的历史昭示人们，中国迫切需要确立新的指导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政党组织凝聚力量，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道路引领历史发展方向，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政权和制度实现人民权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党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先进政党领导，中国人民有了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转变，新主义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担当起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责任，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在国际和中国党的帮助下进行改造，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开展了北伐战争，但是大由于派的背叛而归于失败。国民政府在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后日益走向和，虽然进行了一些国家建设的努力，但因其思想落后和而在内外交困中最终失败。中国党经过艰辛努力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主义道路，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取得了新主义的彻底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实现了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奋斗、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的转变，中华民族摆脱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命运而真正站立起来。
第四，新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就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根本任务，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新主义就是中国党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不懈斗争中实现独立解放的过程。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创立了思想，为夺取新主义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中国党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主义的伟大成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向人民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奠定根本前提和社会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上完整歌词，中国党又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新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新主义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史、中国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把新主义的历史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历史进程，既符合历史本身的客观逻辑，也符合历史研究的理论逻辑。
第一，新主义理论是新主义史研究首要和直接的理论依据。在领导新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党人〉发刊词》《中国和中国党》《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深入研究中国的特点和规律，深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主义理论。这一科学理论深刻阐明了新主义的本质内涵、领导核心、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对象、任务、发展步骤、发展前景等问题，是指导新主义胜利的根本指针，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同时，这一科学理论也是新主义史研究的首要的和直接的理论基础，不论以什么样的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新主义史，都不能背离或放弃这个理论，而应该在这个理论指导下进行具体研究，对历史事实进行核实和补充，对历史文献进行搜集和整理，对一些具体判断进行修订和完善，对过去被忽略的领域和内容进行开发。
第二，新主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还在新主义的过程中，新主义史的研究就已经开始。1942年，发表的《如何学习中史》，既是中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新主义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中国党领导大、土地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经验教训和重大成就，是总结和研究新主义历史的重要成果，可以说开创了新主义史研究的先河。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回顾了党领导斗争28年的曲折进程、胜利原因、宝贵经验，阐明了新主义的基本规律和发展方向，是新主义史研究的经典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推动下，新主义史的学术研究快速发展起来。中史、中国史成为高校学生必修的理论课，新主义史纳入中国历史的教科书当中，新主义史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逐步增加，学科和专业建设不断发展。1951年，胡乔木受中央委托撰写《中国党的三十年》，对中国党及其领导的新主义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中史的历史分期和重大理论问题做了阐述，奠定了中史和新主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近代史上完整歌词，专门的新主义史研究也逐步展开。胡华的《新主义史（初稿）》（1950年）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新主义史书籍，何干之的《中国现代史讲义（初稿）》（1954年）是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学习新主义史的基本教材。
此后，新主义史的研究框架和学科体系不断发展完善。1962年，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主持撰写的《中国新主义时期通史（初稿）》出版，标志着新主义史研究的系统化、体系化，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新主义史学术体系。1977年，李新又出版了《中国新主义史讲线年，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主义史长编》陆续出版。2001年，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通史》出版，这套书是新主义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汇聚了国内新主义史研究的基本队伍，构建起新主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此外，中史、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论著都开辟专门篇章，阐述新主义历史。例如，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的《中国党历史》的第一卷上下两册就是关于党在新主义时期的历史；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的第七卷至第十卷集中撰写新主义史；王建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集中撰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高等学校开设的中国史、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教材，都对新主义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教材《近现代史纲要》的第四章至第七章就集中阐述新主义时期的历史。
第三，新主义史研究遇到一系列重大挑战。新主义史作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史的重要研究领域，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新主义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涌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发掘了许多新的资料，这些都是深化新主义史研究的基础。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新主义史研究也遇到了诸多挑战。
在指导思想方面，一些人偏离甚至放弃唯物史观，刻意回避社会形态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社会理论，曲解、背离甚至诋毁新主义理论，而把某些西方史学理论奉为圭臬；一些人坚持“告别论”，否认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否定新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实质，对问题弱化、淡化、边缘化，把新主义历史虚化和泛化为一般的社会文化演变或日常生活变化，把宏大的社会运动淹没在琐碎的历史现象之中；一些人虽然名义上研究史和中史，但往往以某些西方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来解读中国历史，甚至把否定主流观点作为历史研究的价值旨归，以微观历史否定宏大历史，以碎片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冲淡、消解、对抗党和国家组织编纂的中史、中国史。
在话语体系方面，一些人坚持所谓的“去中心化”“去本质化”“去主流化”，掩盖或放弃话语，连、斗争、阶级等概念都刻意不用，而引进或创设一些所谓的“中立性”“去意识形态性”话语；一些人不加分析地套用“”“”“国共战争”等西方学术概念、当年国民政府使用的概念或中国党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曾经使用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党领导的新主义或这个的不同历史阶段近代史上完整歌词，把具有先进性、正义性和人民性的战争等同于一般的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
在学术独立性上和学科合法性方面，一些人把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概念的中华与作为一个概念的中华混淆，用所谓的“大中华史”来替代或整合新主义史，把中国党领导的新主义史掩蔽在所谓的“大中华史”框架之下，否定新主义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一个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一些人刻意夸大政府的功绩，寻找史料来证明所谓的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过分夸大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作用，而对中国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语焉不详或干脆闭口不谈，甚至从日本侵华档案、国民政府历史资料中寻找依据来证明当年污蔑党的“游而不击”。对于这些现象，历史研究者不能不予以重视，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入、正确地研究新主义史。
第四，新主义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的以来，习对中史、中国史的学习研究高度重视，领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深刻阐述了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弘扬斗争精神的重要意义，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科学阐明了学习研究党史、史的立场观点方法，为做好新主义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学习研究中史、中国史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021年6月18日，他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党历史展览”时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习系统总结了党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他在庆祝中国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在谈到新主义的历史时指出：中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习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奋斗四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成就、五个方面的重大意义和“十个坚持”的重要经验。“决议”的第一部分对“夺取新主义伟大胜利”的历史时期做了集中阐述，全面阐述新主义时期的重大实践成就、理论创造成果、重大历史意义。
习科学阐述了学习研究中史和中国史的科学方法和基本要求。2021年2月18日，他在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指出，“中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一定要讲好中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也就是要认真做好党史、史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方。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他从九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党史学习研究的要求，突出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他批评了历史研究中一些需要引起警惕的错误倾向：“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有的不信正史信野史，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热衷传播八卦轶闻，对非法境外出版物津津乐道，等等。”为此，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这一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
习关于中史、中国史学习研究的重要思想，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事业的发展，新主义史研究也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学术界积极学习贯彻习的重要论述，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坚定正确的方向和学术导向，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学术立场，坚持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传承新主义史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全面把握新主义的发展进程和重大意义，努力在新时代深化新主义史研究，推出有方向、有立场、有灵魂、有分量、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成果。2020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制定“十四五”发展规划时，将中国史、中华民族复兴史列为重点学科。2021年11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把“新主义史研究”作为重大委托课题立项。
2021年11月，习在谈到学习、宣传和研究中史时提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这个重要论述对于新主义史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以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指导，坚持正确的立场和学术导向。深入把握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理论、物质生产决定理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理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全面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新主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质，新主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本质，科学把握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与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工农联盟基础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统一战线中各阶级的关系，战争中武器因素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等。
新主义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学术导向，坚定地站在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研究，而不是坚持所谓的中立立场，更不能站在所谓的反主流立场上为失败者翻案或唱赞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西方历史学的话语体系，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重大理论观点的性评价，必须坚持中史和历史决议的基本判断，不能随意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主观性判断。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特别是“告别论”的错误思想，批判那些否定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进而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由此否定旧主义与新主义的本质区别、把新主义湮灭在史中的错误观点。
第二，坚持以中国党民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为主体叙事，抓住新主义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聚焦新主义的重大实践成就、理论创造和历史经验，突出新主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研究新主义史，首先必须把握它的本质内涵。新主义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主义，但又不同于旧式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主义，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主义；中国党的领导是新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决定性因素；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这种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斗争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新主义的三宝。新主义的这些本质内涵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否则就会发生方向和内容上的偏差与错误。
研究新主义史，必须正确处理主流与支流、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研究的重点要聚焦在新主义史的主流本质上，重点分析新主义完成的主要任务和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它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贡献；深入总结新主义时期中国党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立场、理论创新、独立自主、勇于斗争、统一战线、自我等重要经验，以及它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远影响。
同时近代史上完整歌词，也要关注新主义中的支流，即总结实践过程中的挫折和教训，但这种总结是为了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质疑和否定主流历史叙事，抹黑党和人民的历史成就。如果刻意放大和渲染失误，以支流和现象取代主流本质，把党领导的新主义书写成一部失败、失误的历史，进而否定新主义和中国党领导的合法性，那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当中。
第三，把新主义史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在突出强调新主义本质内涵和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整合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叙事范式，辐射新主义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完整展示新主义时期的总体历史。
新主义的核心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内含制度、生产关系变革、经济社会发展、日常生活变动等丰富内容，具体体现为政党领导、领导阶级、指导思想、发展道路、经济基础、政权建设、社会制度、民族精神等方面的性变化。但是，这些同一历史时期中的不同内容之间存在着中心与非中心、主与次、先与后的关系。中国党在领导新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把取得胜利作为核心主题和重点任务，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日常生活等是服务于、服从于的，是在基础上发生而又支持的。
学术研究要符合研究对象本身的现实和特征，新主义史研究要正确体现和把握当时的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之间的关系，在聚焦根本主题和核心任务的前提下研究其他方面内容。例如，与现代化（当时称为工业化）的关系是新主义时期的一组重要关系。中国党清楚地了解，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人民获得最终解放近代史上完整歌词、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根本前提，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工业化缺乏应有的环境和条件，首先要打破旧的社会制度才能为工业化的发展扫清障碍。由此，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就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在完成这个首要任务后再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在领导新主义的过程中，对此曾做过多方面阐述。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的方向，是摆脱侵略的基础保证，但只有首先取得胜利才能“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在新主义的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在《论人民民》中再次强调，要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的国家政权，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也就是说，中国党从来没有忽视过工业化和经济建设问题，但首先要获得胜利，为发展工业化创造条件。把和现代化对立起来，用现代化的合理性来否定的合理性，说党人只懂得不懂得现代化、醉心于而耽误了国家工业化等论调，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这里就涉及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新主义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研究范式的问题。历史与历史研究范式是两个层次的范畴。历史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客观存在，但客观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一维性存在，只能靠亲历者或后人通过历史叙述来还原和书写。历史叙述是对客观历史的撰述和还原而不是历史本身，历史研究范式是研究者以特定的立场、视角对客观历史进行梳理、总结、编纂的书写方式。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国家—社会”范式、外交史范式、全球史范式等。不同研究范式都有它们的优长之处，但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足，有的因为过于偏狭而造成严重的学术和导向问题，特殊情况下还同历史虚无主义、“告别论”等形成“共谋”。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综合分析，吸收借鉴其合理性成分，克服其自身缺陷，形成更加合理完善的研究范式，在新主义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近代史上完整歌词、话语体系方面实现突破创新。
第四，坚持守正创新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新主义史研究的方法。一是要树立辩证思维，做好贯通研究，把历史规律性和历史主体性结合起来，把宏大历史与微观史料结合起来中国近代史 第四版，把全球视野和中华民族独立性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屈辱与抗争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前提等综合性要素结合起来，从纵向上打通大、土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并与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呼应，全面把握中国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整体历史。二是要放宽研究视野，增强对比研究，将新主义史放在近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脉络中，观照中国社会各种力量为探索中国出路所提出的不同政略、道路、思想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要正确处理新主义史与中华史研究的交叉重叠性，对国共两党的力量消长、兴衰成败进行对比研究，发掘由强而弱、由盛而衰、由兴而败的深刻根源，凸显中国党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败而胜的成功经验，阐明中国党民取得胜利的内在依据。三是在文献资料方面，严格遵循全面搜集、分类整理、精准校勘的原则，尽可能使用可靠的、公开的第一手资料，还要充分利用各种电子数据库等资源；在最新资料的使用上坚持审慎处理，并不是越新就越准、越少就越对、越是外国的就越可靠；对于流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西方史学理论和话语体系，坚持有辨析、有借鉴、有批判。
概括起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以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中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和科学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主线，把新主义的历史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当中；以史范式为基本研究范式并充实其内涵、扩大其外延，整合现代化史、外交史、全球史等不同叙事范式的合理内容，排除其不正确的方面，聚焦新主义史的本质内涵和核心问题；以中国党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为中心，同时全面考察社会各阶层、各力量对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及其经验教训，深刻揭示“中国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历史逻辑；对新主义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进行完整系统的研究，科学判断新主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形成新主义史研究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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