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背景图片 房屋世界近代史的终点
2020年已过半，从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到最近的汛情，自然环境无不在警醒世人，应认真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邀请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高国荣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副教授开展线上“环境史系列”讲座，旨在增进环境保护意识，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本篇为梅雪芹教授7月1日讲座纪实，由张欣怡同学记录整理，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杨长云副教授指导、校对。
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生态世界的联结与重塑——环境史与世界近现代史的拓展。这里面包括从事环境史研究对我个人的影响、对我学术事业的影响和对我教学工作影响的思考。我觉得可以用重塑“四观”来概括——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我的行动观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的重新思考。我是一个历史老师，所以本职工作就是历史的研究、历史的教学和历史的人才培养，有一项核心工作就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在重新思考世界近现代史的过程中，一个核心问题即是：我们所教、所学的世界近现代史所构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谁的世界？从我个人的本科学习到毕业之初的教学，再到后来教世界近现代史，那个时候我们所学的世界史构建的世界图景，我称之为“旧世界”。
“旧世界”，简言之，就是我们以往的世界近现代史课程体系构筑的世界。从解放初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学研究，称为“史的范式”。改革开放以来，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为开端，强调用生产力作为尺度来衡量人类历史、评判历史的优劣长短，这个也称之为“生产力标准范式”。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以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先生和其他一些老先生为主导所构建的横向联系的近代世界整体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现代化范式”，以现代化作为一条主线来建构世界近现代史。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世界近代史的终点、钱乘旦教授都以这种范式来思考近现代世界，以及编撰教材。
前辈师长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去思考、建构的近现代世界历史模式，在我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旧世界”，即以人及其社会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这是我们今天学习世界近现代史，需要反思和重构的对象。“旧世界”或者说用那样一些范式给我们构建的认知有很多局限，缺了很多环节，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比如在当代为什么会出现“生态危机”？为什么要提出“可持续发展”？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
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期许一个新世界；“新世界”的期许要求我们冲破“旧世界”。“新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需要一种新的解释，于是我就借用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这样一个说法。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一般认为语出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生态伦理学之父、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7-1948）。简单地说，就是运用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来帮助解释历史为什么如其所示地发展。利奥波德在《沙乡的沉思》中对相关思想做了集中的论述，在他看来，“很多历史事件，迄今都只从人类活动的角度去认识。而事实上，它们都是人类与土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沙乡的沉思》，侯文蕙 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第205页。）
由于众多史学工作者的注重，使这样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方法得到落实并流行起来。包括中国学者侯文蕙老师和夏明方老师，他们都非常推崇“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夏老师主编的《新史学》第6卷，特别把“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作为标题放在封面，也写了一篇非常好的长文。我对这个问题也关注了一段时间，在2011年推出的教育部视频公开课中，我有一讲“史学家与生态学家的相遇”古代背景图片 房屋，主要讲一些史学家如何认识利奥波德思想中的精华，如何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这样的相遇产生了怎样的奇妙效果。另外，昨天在“绿色公众史学”微信公众号中也特别重新推送了《世界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生态学思考》（《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4辑，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我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梳理了罗德里克·纳什、苏珊·福莱德、唐纳德·沃斯特以及伊懋可等人如何进一步地、特别明确地接受“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观念和方法，并从事相关研究。如沃斯特在《大地的转变》一文[“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 Toward an Agro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4), (March 1990), 1089-1091.]中提出农业生态史视角，尤其是在《尘暴》一书中充分地运用这样的解释，书写了新的美国西部和20世纪美国的历史。
近期，面对新冠疫情肆虐的困局，大家纷纷思考与研究，是以贡献了一批关于新冠疫情研究的成果。这其中，也包括历史学界，尤其是做医疗社会史的学者，在这个领域贡献了非常多的成果。我在阅读相关思考的文章和著作时，也特别关注到我国的科学哲学家正在呼吁“一种生态学解释”。他们认为，新冠病毒疫情需要一种生态学解释。这是近几年我一直关注的进行博物学研究和传播的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教授之间的一个对谈——“新冠病毒：一种生态学解释”（《信睿日报》2020年4月13日）。对谈的核心主张是人类可以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考虑这场突发性的全球公共灾难，这样似乎可以得出跟仅从地方、人或国家角度考虑的不同看法。尤其是敬爱的唐沃思（Donald Worster），他应《中华读书报》的约请写了一篇文章——“另一个寂静的春天”。这是面对新冠疫情的肆虐世界近代史的终点，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篇非常优秀的文本。尽管不是长篇大论，但从思想到具体的分析，以及行文、文字等各个方面都是佳作。我觉得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范例，同样贯彻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思想，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生态学解释”。文章最后特别呼吁，要生态地去思考文明，这样一些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唐纳德·沃斯特 文，侯深 译：“另一个寂静的春天”，《 中华读书报》2020年4月29日古代背景图片 房屋。）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核心是基于复杂的互动关系分析而提出的网络化历史解释。复杂的互动或者复杂的历史图景，是客观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情形。而复杂历史当中存在着度的互动，“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就基于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分析，提出了一种网络化的历史解释，核心是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于这种解释，我觉得中国人民大学侯深老师的文章《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复杂历史》（《光明日报》2020年3月16日）非常精当地概括了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复杂历史。这是新的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的一个佳作，既有抽象的理论，又有具体的历史图景。它让我们看到环境史学者在借鉴“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之后，如何栩栩如生地把文化和自然协同演化的复杂历史给勾勒出来。这里面渗透了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的机制，是“历史的生态学解释”贡献给历史学界的重要成果，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学习和贯彻运用的。
“历史的生态学解释”主张为一个新的历史领域也即环境史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和方法的根基。环境史旨在运用包括利奥波德的思想主张在内的生态学理论与方法，考察人与自然之间变动着的关系，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类对自然变迁的影响，并以整体的、有机联系的视野，以及人与自然互动的动力观念，探索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因此，环境史是载着我们驶向“新世界”的方舟，以环境史的理念和成果拓展世界近现代史，可以构建一个“新世界”。但我们依然要问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是谁的世界？无论怎么表达，其核心内容就是人类社会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史世界近代史的终点。
环境史引进了生态系统范畴，将人类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将人类历史视为一种生态系统演化过程，将全球、区域、国家、城市、村庄等历史研究单位视为类型不同、规模不等的社会-生态系统，从而突破了历史学的固有领域，使历史思维空间大大开阔。生态系统范畴也在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中发生变迁。唐纳德·沃斯特最近在中文世界发表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特别就生态系统概念的历史做了一番梳理。[唐纳德·沃斯特：《一匹“老马”的历史：生态系统概念的科学与文化根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我个人认为生态系统概念在环境史中非常有用，但不是简单机械地拿来，而是要融入到我们已有的历史当中，来改造我们已有的历史单位。
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一直在相互挑战、彼此因应，它们交互作用所构成的环境，按照生态学的原理，可称之为“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我们的研究以特定时空下某类社会-生态系统为基本单位，探讨系统内人类社会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具体的对象或者切入的路径，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环境史研究就把史学家耳熟能详的研究单位和他们原来熟视无睹的自然要素有机地整合起来，全方位地探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关系的变迁和影响，因此一部部新的历史得以不断地问世。
不仅我们原来熟悉的国别史、地区史、专题史都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探讨，从前未受到关注的一些主题，比如极地环境史、海洋环境史也得到了关注和开拓，乃至地球环境本身也成为历史家书写的对象。环境史学者不断地建构自己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图景，不断地去探讨影响人类历史和社会的深层次的力量，从而得以放眼宇宙星辰。
因此，环境史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有非常强劲的创新精神，我用“上下求索”的说法来概括。并且在我的文章中，特别解读了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早期Logo来体现环境史的“上下求索”精神。（参见梅雪芹：《上下求索：环境史的创新精神叙论》，《社会科学战线期。）
前面我对环境史的一些方面做了相关解释，主要是为了思考环境史如何帮助我们拓展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问题。这里首先要谈的是环境史对“世界”观念的重塑。前面我们反复地问：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谁的世界？我们通过原来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构建的是“旧世界”，但要去追求和向往构建一个“新世界”。
“新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环境史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帮我们重新塑造“世界”观念。环境史在突破历史学的固有领域并扩大历史思维空间的同时，重塑了“世界”的观念，突破了人类及其社会，扩及众生或自然世界。因此环境史构建了一种生态世界的图景，我称之为生态家园。存在于这个家园之中的是丰富多样的生物群落，其中不仅有人类，而且有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因此让我们看到世界不只是“我们的”和“你们的”，也是“他们的”。这不仅仅是社会意义、文化意义或是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而是众生的家园。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观念，环境史以非常具象的文本——浩如烟海的成果论文和著作来实实在在地反映“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谁的世界？”我们现有的世界史定义，是指人类历史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为一个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在时段上，我们又按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来划分。环境史对这样的观念进行了重塑。
有很多的环境史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我必须要谈唐纳德·沃斯特。他作为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现在一直活跃在国际环境史和历史学的舞台，从事教学、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沃斯特先生一直努力建构星球史（Planetary History）。在我个人看来，这是他在对历史进行新的解释——“生态学解释”，开拓环境史领域的同时，用环境史理念重新思考人类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成果。
关于这方面，这些年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想要用环境史的观念、理论方法，尤其是环境史的丰富实证成果来重新思考世界历史，首先是世界近现代史。我也提出了一个概念世界近代史的终点，叫生态世界史（Ecological World History）。
生态世界史，是我个人以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成果来重新思考“世界历史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历史？”的概念。对此，我有个初步的定义——在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进程中各地区逐步成为众生家园的历史。这样的认识首先是服务于对世界近现代史的拓展，或者说是为了思考从环境史的视角如何描述“世界近现代史”？对此我也有一个初步的描述，即人类和自然的相互作用超越本地生态小世界，逐步地将旧和新乃至全球各地普遍联系起来，结成生态大世界，使得全球面貌大大变化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称为一种“生态大世界的叙事”。
这些年我在做的以及接下来在未来更长时间里要做的，就是想编一部这样的生态世界史。当然很多的问题还有待思考，包括生态世界史将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历史结构？其叙事主线是什么，要不要主线？如何融合自然与文化主题？如何把握多元的历史驱动力？如何兼顾国家边界与自然边疆？如何确定时空范围？如何探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等等。
有这个想法并做这样一些思考，也是因为已经有了众多可以参考的著述，如《人类与大地母亲》《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的部分内容；《人类之网》的体系与有关章节；《世界：一部历史》的部分内容；《现代世界的兴起：全球的、生态的叙说》《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海洋与文明》等等。包括侯深在“文化与自然协同演化的复杂历史”一文中提到的很多书，也是我们思考、建构和编撰生态世界史的重要参考文本。总之，已经有丰厚的积累可供我们来重新思考世界史和建构新的生态世界史。
这样的工作已经起步了，即以环境史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重构世界近现代史。在我们的课程教学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想大家都是可以来做的。我们教《世界近现代史》或其他任何一门历史课程，都要做历史年表和史实长编，现在环境史领域已经有专门的环境史年表，里面有很多原来我们不熟悉的史实。在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中可以增强三方面史实，努力将它们与已有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有关自然在各个时代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史实；各时代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影响及其反作用的史实；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认知的史实。
比如，我讲世界近现代史或者我重新建构生态世界史的时候，也在思考历史起点在哪里的问题。我认为，十五世纪或者地理大发现可以是生态世界史的开端。在这段历史中，由于后来的学者、尤其是环境史学者的努力，跟地理大发现时代相关的众多史实、特别是体现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图景被呈现出来。这里面有很多文本，最典型的是克罗斯比的开创之作《哥伦布大交换》。其中很多史实可以整合到我们所讲的历史篇章当中。通过原来我们熟悉的“地理大发现”概念，这段历史被人们反反复复地讲述。有了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之后，“大交换”这一概念及其历史内涵就可以被整合到地理大发现的历史之中。
十七世纪，讲科学，尤其是作为科学顶峰的牛顿。这段历史既是科学的历史，也是人们对广袤的自然世界，对宇宙、天文各个方面不断认知、更新观念和认知方法的历史。在性的变化中，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在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科学对自然造成了干扰和影响。而对于这样的问题，有环境史学家用“自然之死”的概念来概括。《自然之死》是环境史的一部代表作，这部著作中有大量科学时期前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利用等各方面的史实，反映了那个时代人对自然的认知和互动关系。
十八世纪，在欧洲史中有“漫长的十八世纪”概念，重点会学习启蒙运动，从苏格兰的启蒙运动到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及整个欧洲的启蒙运动。在那个时期启蒙哲人所讨论的很多问题中，包括当时自然变动的问题。比如说1755年11月1日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Lisbon Earthquake）古代背景图片 房屋，之后引起海啸，对当时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有巨大的影响，对时人和很多启蒙思想家思考问题也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因此在“天谴论”盛行的同时，地震学得以诞生。十八世纪还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革，在原来“旧世界”的近现代历史学习中，法国大和英国工业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但这一时期有更丰富的历史需要去讲解；即便对法国大和英国工业这个“双元”本身，也可以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维度拓展更多的史实。对于18世纪，可以整合一个概念即“库克大交换”，这是小麦克尼尔在评《哥伦布大交换》时贡献的概念。
十九世纪，我们往往说是英国人的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英国和英帝国催生了“进化论”“世界大追猎”和“大恶臭”，这部历史也不仅仅是英国的，它也象征着工业文明引发的一些问题，如污染问题。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世纪病和世界病，也即霍乱，多次流行，从亚洲到欧洲，英国、德国等很多国家都受到了威胁。我原来的博士生、现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的毛利霞老师专门做这个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的杜宪兵老师也做这方面的研究，杜老师特别从世界维度进行研究，通过霍乱来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地区关联的问题。
二十世纪，被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极端年代有非常极端的事情。对于二十世纪初年，我们原来一直强调学习“战争与”，而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从1918-1920年历时两年多的西班牙大流感。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二战之前出现了经济大危机，以1929年纽约崩盘为标志，同一个时期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中也出现了生态灾难，即唐纳德·沃斯特在《尘暴》当中所揭示的历史，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三大生态灾难之一。
二十世纪中后期美苏冷战期间，出现了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产生生态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包括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在八十年代出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现有文献可查最早应该在1978年就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
二十一世纪以来， 2002年约翰内斯堡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是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层面交流的典型。接着出现生态文明建设，2007年、2012年、2017年，中国党反复提生态文明建设，政府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方略，也得到了举世瞩目的关注。
2020年，当下的新冠病毒疫情、森林大火、蝗灾、洪水，我们作为当代人在见证当代史。如何记载、如何书写当代史，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今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关爱自然刻不容缓”，表明现在人类已面临非常急迫的情形。
所以，当我们有了“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理念之后，我们要以这样的理念方法，尤其要将众多的实证研究成果整合到我们的教学中，来做重构世界近现代史的努力，。我想，我们做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生态学解释”可以丰富我们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从史范式到生产力标准，到全球史观和现代化范式等，这是我们的前辈学者以及我们自己以前建构与教授世界近现代史时的一种体系和指导原则古代背景图片 房屋。对此，我们现在以“生态学解释”进行拓展，就可以丰富学科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努力建构一种新的世界史，我称之为“生态世界史”。
思考、建构生态世界史是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履行学者责任的体现。不仅仅是我个人，很多老师、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我们要以这样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方法来重新学习和解释历史，努力建构一部生态世界史——这是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新时代所需要的大历史。最近倡导学习“新四史”，我想应该有机地把生态世界的历史囊括进去，这样更符合现实的需要。
生态世界史可以帮助人们塑造自己的生态世界观。塑造生态世界观其实是要培养绿色公民，也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一种新公民，也就是具备生态世界观、环境伦理观和绿色行动观念的现代公民。“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人来建设，有了绿色公民，才能建设生态文明。（参见梅雪芹：《生态文明：从理念到人》，《信睿周报》第26期，2020年5月27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从政策到实践中还有很多的问题，这都是需要我们去清晰地认识、不断反思，甚而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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