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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 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报刊史、地方新闻史、新闻人物研究以及编年 史、新闻史料收集与编纂等领域都各有进展。 与此同时，“重建”中国新闻史的记忆也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逐渐展开。 作为生产“遗忘”的手段，学术批判的开展为新的“历史记忆”制造出书写空间； 以“回忆”为主导的“三亲”史料收集为“趋同记忆”的形成奠定基础； 党史研究的成熟推动了史范式的初步建构，为记忆的建构与规范化提供了普遍框架，奠定了将经验建构成回忆的基础； 《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的完成，实现了从记忆到现实的再现与刻写，成为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制度化记忆，在“记忆重建”的基础上实现对“确定、明晰的现在世界”和未来的昭彰。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中国新闻志书研究”（项目编号：17XJC860004）的资助。
“十七年时期”一般指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因新闻学（史）研究成果数量寥寥，故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然而，从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轨迹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虽无“量”的优势，但却在国家权力和力量的主导下以一种“记忆重建”的方式影响、甚至形塑了此后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多以“回忆”为书写起点，而这些由强者主导的“回忆”不啻为在代表一定权力的价值观念指导下的“对‘过去’进行可以筛选和过滤的结果”（张凤阳等，2014：368），其目的在于对历史叙述权的争夺，进而通过历史叙述权力的获得引导国家认同、认同的发展方向与边界。因此，重建记忆的目的不仅仅是“向后”获得合法性，更重要的目标诉求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符合“现在”要求的历史记忆。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的完成并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本”，在这些著述被各机构补充、修订的过程中，“针对同一时空经验的大规模的趋同回忆”逐渐更为清晰（张凤阳等，2014：369），并借助权力、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使其成为全体社会参与者具有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康纳顿，1989/2000：11）。因此，从“记忆重建”这一路径出发，有助于以更为多元的价值尺规丰富对这一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认知，亦有助于观察改革开放后新闻学界对其的继承与超越，从而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图景作出更为细致、深入的描摹。
十七年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以报刊史、地方新闻史、新闻人物研究以及编年史、新闻史料的编纂、整理为主。报刊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以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编《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1959）和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简史讲义》（1965）《中国报刊史线）等为代表。《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是这一时期报刊史书写的“范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杭州大学新闻系均以该书为蓝本编写的报刊史讲义。
地方新闻史研究成果中重要者有《北京报刊史》《上海现代报刊出版简况》《上海现代报刊历史发展资料编写提纲（草稿）》《十年来的甘肃日报》等，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肃日报》实习组撰写的《十年来的甘肃日报》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新闻史书写主流路径。该作于1959年3月内部出版，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分期依据建构叙事框架，而在具体的叙事中则注重强调报刊的斗争、宣传功能，如“报刊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报刊对文化建设的宣传、报刊是推动三大运动的有力武器、报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战斗作用” 等。
在这一时期已有研究者开始尝试编纂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1960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编纂《中国现代新闻界大事纪要 1915-1956》一作，收录自1915年9月15日上海《新青年》创刊至1956年底中国新闻界的重要事件；196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编写《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草稿）》，记录1945年9月至1959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共计974个条目。
另外，较为重要的史料还有中央宣传部办公室编《中国报刊文集》（1955）、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中国报刊简介》（1954）、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958）、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研究文集》（1959）等。广播史史料的收集也取得一定突破，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和北京广播学院广播史教研组先后数次组织了早期解放区广播事业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这些资料后结集为《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上）》（1961），与《中国人民广播十年（送审稿）》（1961）同为十七年时期广播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考虑到十七年时期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产出情况，故上述新闻史著述、编年史作、史料辑录等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果主体，而与这些成果同时生长的，则是在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共同记忆的重建。
记忆系统拥有记住和遗忘两大功能，即在历史记忆的生成过程中，一方面是“记住”，一方面是“遗忘”，而记住什么与遗忘什么则“往往与执政者维系其合法性的诉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田庆立，2018：207）。因此，遗忘并不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过程，恰恰相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遗忘是“社会和个人出于当下的需要和明确的目的，主动地、有意识地切断与过去之间的联系”的行为（罗新，2015），具有积极地促进记忆生成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期展开的由力量主导的学术批判运动以“制造遗忘”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新闻史共同记忆的重建。
早在1957年5月16日至18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了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据发起人之一罗列回忆，座谈会召开的目的是为“新闻界同行‘鸣放’搭建一个平台”，三天的会议中有30余人发言，主要涉及对新闻工作领导管理体制、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待遇以及继承中国报纸的传统等业界问题的讨论，对理论问题涉及不多（俞家庆等，2013：75-76）。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1957年6月24日至8月中旬，第二次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召开，参与者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方式对诸多新闻学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何评价党报的工作、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新闻自由、新闻体制、如何对待旧中国报纸的传统”（徐培汀，2002：609）等问题成为探讨的焦点。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指出：学术批判不可避免，“早批判是批判，晚批判还是要批判”（人民日报，1958）。很快，各高校迅速掀起了一系列学术批判活动。
1960年3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北京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意见》，展开了“反修检查”运动。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新闻教育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1960年4月开始，在系党总支 的主持下，动员师生展开学术批判活动。4月22日开始，高年级学生和一些未参加过教材编写的青年教师开始逐个检查新闻学理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报纸编辑、中国现代报刊史和新闻摄影等课程的讲义和教师的文章、讲课记录 ，前后涉及的教师有甘惜分、张隆栋、方汉奇、刘爱芝、蓝鸿文、刘贯文、黄河、程默、于效谦等人。这项检查持续到当年8月份才告一段落，找出了讲义中800多条、后归并为200多条（俞家庆等，2013：132）的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然后分类加以批判。
在各种辩论、批判会召开了上百次后，1960年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党总支宣告此次学术批判结束。1961年春，甘惜分先生就新闻系学术批判活动情况上书中宣部，引起中宣部的重视。1961年4月1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队进驻新闻系，就此次学术批判活动进行“纠正”。1961年6月17日至7月底，中宣部调查组经过调查、专题讨论等形式，对一些“不像话”的极左观点进行了纠正，但是裂痕已经产生，无法消弥。发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这场学术批判是这一时期新闻学界青年学者与老一辈知识分子关系的缩影，“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代际之间的裂隙也因此产生（康纳顿，1989/2000：3）。
“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再生性的力量”（格罗斯，2011：48），所开启的是新的记忆大门。就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进路来看，此次学术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闻学界“自身学统的中断”（罗志田，2009），戈公振时代的新闻学（史）研究被“精心且系统地排斥出集体记忆之外”（罗新，2015），记住什么与遗忘什么因此“有据可依”看历史官网。而彼时胡道静、刘豁轩、顾执中、蔡寄鸥、马荫良、赵敏恒、蒋荫恩、汪英宾、曹亨闻等人的“离场”与失语加剧了相关学术传统“被遗忘”的速度，而“遗忘是主体获取新的历史身份的一个必要条件”（陈茂华，2007），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此次学术批判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下，与上一个时代裂痕渐生，从而为建构新的书写方式腾挪出空间。
在学术批判活动进行的同时，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活动迅速展开历史规律有哪几个。这场史料收集活动对史料提供者提出了“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的核心要求，以此来凸显、强化对记忆对象的在场认知，同时也以此对有关的记忆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爬梳与重建，其目的在于同化被筛选者、异化被过滤者，从而为记忆断裂处提供恰当的填充物。在这一过程中，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王明珂，1997：418），其合法性得以进一步巩固，认同感被强化，而“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意识的形成”就是以这样的记忆申述为轴心摆动的（福柯，2001/2005：483）。
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快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体系的建设，大规模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工作成为必须。在高级的直接关注下，有组织、大规模的史料发掘与整理工作迅速展开，其中以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文史资料选辑》最成规模、最具影响。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在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参会者及时把个人“六、七十年来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来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者口述下来”（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0：1）。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思想，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出面组织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组织、推动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范文澜担任。
1959年7月20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办法》，对征集、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工作方法被总结为“三要、四不、三给”：即“要真实、要具体、要大胆直书；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扣帽子；给撰稿人稿酬、给予必要帮助、给予尊重”（曹湘渠，1999：96）。对资料撰写者要求“亲身参加或与闻有关历史事件”，即亲历、亲见、亲闻，此类史料也因此被称为“三亲”史料。
这一时期的新闻史论文也多以“回忆”作为其主要的叙事手段。如从这一时期刊发新闻史论文最多的《新闻业务》来看历史规律有哪几个，刊发了大量“回忆”性文章，如《回忆晋豫日报》《前线记者生活回忆》《忆“挺进报”和“挺进报”的战友》《回忆〈新华日报〉》《在斗争中成长——重庆〈新华日报〉发行工作回忆》《对重庆〈新华日报〉的回忆》等。
“每次回忆，无论它如何个人化，即使是有关尚未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的回忆，都和其他许多人拥有的一整套概念相关共生：人物、地点、日期、词汇、语言形式”，即作为其中成员的“那些社会的全部物质和规范的生活”（康纳顿，1989/2000：36）。因此，这项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史料收集活动并非是对历史单纯的回溯或再现，它为因遗忘产生的断裂提供填充物，并进一步强化了记住什么与遗忘什么的规范。并借助权力、法律法规、风俗习惯以及记忆本身具备的分享性、传承性和聚合性等使“趋同回忆”成为社会参与者的共识，从而实现形成一个共同记忆的目标。
史料的收集虽规模庞大，但不成系统，距离一个“确定、明晰的现在世界”还尚有一段距离，而一个“确定、明晰的现在世界”的书写基石“在于支配一个新的‘过去-现在’关系”（朱元鸿，1992）。支配一个新的“过去-现在”关系的目的不仅在于新关系本身，还在于以此树立认知的共同规范和记忆的普遍图式以解决分歧和消弥混乱。具体到十七年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对这一新关系的建构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判断，即以什么样的共同规范和记忆的普遍图式来书写中国新闻史。
1942年，范文澜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书中提出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和原则。对于此书的出版，曾言：“我们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来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黄允升，张鹏，2004：461）。
新中国成立后，在作为一个“比既往的执政者更注意意识形态和思想、学术领域的掌握”的新政权推动下（罗志田，2013：55），由“一个主线、两个过程、三次、八大事件”9 所构成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白寿彝，2015：65）。而就十七年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实践来看，中国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是研究的焦点与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理论体系为十七年时期的新闻事业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党史研究的发展与成熟则提供了可供直接使用的叙事框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恽逸群、李富春、博古、穆欣、范长江、廖盖隆等人已经开始尝试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考察新闻事业，他们撰写的有关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文章均体现出“在阶级社会中，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样的思想共识。如穆欣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报业散记》一文按照时间顺序，勾勒出从1938年敌后油印报纸开始至1944年华北地区敌后报业的发展轨迹，并着重强调：“报纸已经成为了广大人民的忠挚的朋友”、是“人民的喉舌”（穆欣，1944）。范长江在《论人民的报纸》中指出，人民获得自己的报纸的历程是一场长期的斗争。经历了封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两个时期后进入到人民时期（范长江，1982）。陆定一在《人民的报纸——为〈新华日报〉八周年纪念作》中通过划分人民的报纸和主义的报纸、为人民服务的记者和为主义者服务的记者，提出“《新华日报》是人民的报纸的典型，他所受的压迫因而是一切压迫形式的最集中的形式”（陆定一，1946）。这些著述虽暂未成系统，但建构“过去-现在”关系的目的已非常明确，以中国党领导的斗争为基本脉络、聚焦报刊的宣传活动的叙事特征也已显现。
因此，对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而言，在接续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确立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党史研究所确立的以为主题”、与党史同构的“史范式”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因为在“史范式”的基本框架下，“能够倒读时间，从最终结果，重点式的回溯情节过程的开头情况”（朱元鸿，1992）。而“重点式回溯”可以为记忆的重复提供一个支配性的情节和权威且普遍的图式，成为一种根基性的记忆而不致在传播与重复中变形。
1954年7月17日，中央局通过的《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明确提出，责成马列学院11设立新闻班，负责训练省（市）委机关报的干部，省（市）委及其以上的党校、干部训练班和团校调训地委报纸的党员干部、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方少数民族干部学校负责培养少数民族新闻干部，并指出“应由所在地区的党委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台的负责人员担任教课工作并编写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328）。因此，马列学院等院校的新闻班在引进、使用苏联的教材的同时，自编教材、讲义的工作也开始起步。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的编纂是记忆重建的关键环节，通过语言符号、时间制度和特定的叙事方式等将“意识的可能性脱胎换骨为语言的现实性”（赵静蓉，2015：43），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具有权威感历史规律有哪几个、秩序感以及可重复的有关过去的“体制化记忆”（赫茵，赛尔登，2000/2012：3）。
作为记忆书写的“顶层设计”——《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编写完成后，中宣部给予了高度重视。1956年2月12日，中宣部在中央高级党校举行《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座谈会，会议由熊复主持，参会者有黎澍、廖盖隆、王谟、姜丕之、何辛、江横、丁树奇、李龙牧等人。
虽《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对《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的相关表述略有调整，但更为明晰地体现了《大纲》的编纂意图：“党报刊的历史就是党斗争历史的一部分”。从《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具体的书写实践来看，在构成报刊史主线的多股线索中，报刊的各次宣传活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股。叙述的焦点主要聚焦于报刊在斗争中“所宣传的思想、观点及其作用与意义”以及报刊的党建、组织、鼓动等功能。而报刊的创办、发展的历史沿革以及具体的版面编排、文体变化、印刷发行等情况往往是寥寥几笔带过。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与理解“不仅取决于过去本身以及现实情景，更重要的是，它还受到我们‘言说’过去的方式的制约”（赵静蓉，2015：42）。因此看历史官网，除了采取与史同构的书写框架外，史的叙事方式、概念、术语、修辞等自然也为《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所采用，其中以宏大叙事这一言说方式最为显著。
在《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的书写中，经过一系列的选择、整合、滤除、重构等工作，报刊史的主体地位再一次得以凸显。如其中绝大多数的民营报刊未被提及，仅提及《申报》《立报》《大公报》等报，而有关《申报》的业务进步主要探讨“自由谈”以及其中发表的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章，并不涉及其他方面的革新。此外，宏大叙事可以实现目的明确的“过滤移除”，不符合主流叙事的事物、人物或被边缘化、或被重新包装收编（刘海龙，2015：12），从而实现生产认同的目的。该书开宗明义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事业史不把新闻事业的发展仅看成少数政论家和新闻记者的活动”（复旦大学新闻系，1962：2），因此书中个体新闻从业者几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群体形象的的出现，这种群体形象塑造的目的“在于以过去的形象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康纳顿，1989/2000：3），从而使新的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的成书，是十七年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成书之后，各高校多次重印或编修此书，如196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李龙牧、丁树奇、宁树藩、马光仁等人以《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为基础，“进一步（加以）修改和补充，有的还是重新编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报刊史教研室，1961），后以《中国新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初稿）》之名内部出版。文本化是制度化记忆生成的基础，在多次的重印过程中，一个有关中国新闻史的历史记忆在这个“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王明珂，1997：418）的过程中，完成了其对社会肌体的深入刻写。
本文之所以认为十七年时期以“重建记忆”的方式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主要为现代部分），并非否认其合理性乃至真实性历史规律有哪几个，恰恰相反，应当承认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具有我们当下并不可以轻易否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术探索、学术沉淀的价值和合理性”（齐鹏飞，2009）。“重建记忆”更接近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生产力的形构，使得投入的意识能复化增殖”（朱元鸿，1992）。因此，“重建记忆”是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现实的回应，其目的不仅在于呈现出一个符合“现在”要求的过去，还在于通过这一方式“让过去与现在发生关联，也让过去生产或再生产某种意义，使过去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入现在”（丁东华，2019），并为期望中的有关未来的认识确立秩序与规范。此外，有记忆的重建，就有反记忆的抗争，但并非反记忆就应该同情、认同或者获得支持，因为一个社会的记忆重建乃至管控，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学术问题，而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康纳顿，1989/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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